1942年，毛泽东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全体代表合影

2001年5月，贺敬之在延安鲁艺旧址与当地老乡一起

贺敬之接受本文作者的采访

贺敬之与柯岩

　　贺敬之档案盘点：

　　贺敬之，笔名艾漠、荆直，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1924年11月出生于山东峄县(现枣庄市)。1939年在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并开始创作。历任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 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等职;当选过全国政协常委，系十三届中央委员。现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歌词《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剧本《白毛女》，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件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一)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9年5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其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17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打击最严重的是由于他跟胡风的关系，被诬陷为胡风分子，最后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在“文革”中，贺敬之也一直是批判对象，被揪出来关进“牛棚”，连续不断地在机关大会上被批斗，在供全国来访者观看的批斗会上和田汉、阳翰笙等人一起被示众。后来家也被抄了，柯岩被她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打成了“黑线人物”。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 造反派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造反派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

　　“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柯岩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旋即不顾造反派的监视和阻挠，手提浆糊桶，领着不满九岁的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了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

　　为“要犯”贺敬之翻案这个行动在当时，可谓是“胆大包天”!柯岩性格刚毅，她与贺敬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于他的贫苦出身和清白历史了若指掌。站出来贴大字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作斗争，对于柯岩来说，是将自己的安危全然置于不顾了。

　　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二)病痛缠身自陶然

　　从1965年到1976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个文坛也是10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1977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1991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1992年10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10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彻底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1994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1996年9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动，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柯岩被推上手术台的当天，《人民日报》文艺部、《求是》杂志文教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31个文艺单位联合举办“柯岩作品研讨会”。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8个小时，一共搭了3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如今，柯岩走了，他显得有些孤单，常常已忆及夫妇俩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三)诗芽与思想在流亡路上一同成长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师。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了五个找学校的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

　　流亡的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的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受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四)岁月不改延安情

　　在老人的书架上挂着一块小手绢，那是一件旅游纪念品，手绢上印的是延安塔山。延安，那是让老人魂牵梦绕的革命圣地。说起延安，贺敬之的幸福感油然而生。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自己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玛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玛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11年之后的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了，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后来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回延安》这首诗一时传遍大江南北。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2年冬，贺敬之第2次回延安。“当时，党的十二大开过不久，为落实十二大精神，我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到西安参加西北5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我顺访了延安。”返回北京的路上，诗人创作了自己的新古体诗《登延安清凉山》：“我心久印月，万里千回肠。劫后定痂水，一饮更清凉。”(作者注：诗中“印月”、“清凉”系双关，延安有清凉山、月儿井，井上建有印月亭)

　　2001年5月，76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天，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40多年前一道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时光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自己辉煌诗歌人生的起步点上，诗人贺敬之呤诵着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贺敬之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实与朴素的字句，却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歌的秘密所在。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受骋为名誉院长。

　　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和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老延安”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参观时，他非常关心延安的发展，当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他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2012年5月，延安座谈讲话发表70周年纪念月份。年事已高的贺敬之成了各种纪念活动的扮眼人物。

　　(五)经典辉映成永恒

　　不论是作为剧作家，或者是诗人和词人，贺敬之都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哺育下成长成熟起来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与一群穿着厚棉衣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一个窑洞里讨论中国文艺的走向问题，于是有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我不到20岁。座谈会我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 谈到这个话题时，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目光变得更加深邃，思绪也仿佛又飘回那个激情荡漾的年代。

　　那天下着小雨，学校没有上课，贺敬之刚要出校门，就见一个人牵着马走来。贺敬之觉得来人很面熟，仔细一看，心中突然一热，这不是毛主席吗?他急忙转身往回跑，一口气跑回宿舍，把“毛主席来了”这一喜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们。大家争先恐后地拥出窑洞，正好看见主席和随行的几个同志被院领导迎进中院北面的平房中。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全院师生一下子集合到篮球场上来。主席站在篮球场中央，他身穿带补钉的衣服，脚上穿着与战士一样的布鞋，面前摆放着一张小桌，开始对全体师生讲话。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关于“小鲁艺”和“大鲁艺”的重要讲话，是对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进一步说明和扩充。

　　“我有幸和其他师生一起聆听了那次讲话，并在轻松的笑声中接受了终生难忘的马克思的新型文艺观。在那之前，我糊涂观念很多，对革命、对革命文艺的认识不是很深刻，甚至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在晚年，贺敬之毫不讳言自己年轻时的幼稚，很坦然地说，“学习了《讲话》后，我才对‘人民的文艺’、‘革命的文艺’有了根本的、系统的认识，并且开始自觉地改造自己。‘文艺为什么人’，这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它指出了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该走什么样的路;‘如何为人民”，则很好地回答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实践和生活实践的的一系列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年仅19岁的贺敬之参加了秧歌队的集体创作，差不多所有歌词都由他来写。除了创作了《南泥湾》、《翻身道情》等歌曲的歌词，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与丁毅合作)等。在这样一场没有硝烟的文艺宣传战役中，贺敬之始终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切为了革命的需要、群众的需要和军队的需要，他发自内心的创作激情，如喷涌的激流一样，鼓荡在陕北的革命大军中。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1956年至1966年是贺敬之诗歌生命的又一个花季。《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贺敬之的诗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可谓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人民的心声。

　　“《讲话》对今天的文艺创作仍然是纲领性文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认识，不只是由于跟我们个人有关系，更有一份感情，因为多年的、正反的教训告诉我们，《讲话》精神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人类艺术发展的规律的……《讲话》精神对现在的创作依然有指导作用，近几年获奖的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是这样创作出来的，《讲话》的精神将长期指导中国文艺前进的方向。”贺敬之的诗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贺敬之的名字，因其作品而在中国大地上传颂，他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而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在国外也有着许多贺敬之的“追星族”。在日本、朝鲜、南韩、新加坡等国家，人民都对诗人贺敬之非常尊敬。

　　1991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300人，结果来了500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还曾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过100多场。

　　诗人贺敬之的骄人成就，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002年12月27日，第7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中国江南水乡周庄举行国际现代诗歌及文化发展论坛，贺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

　　贺敬之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20多年了，大部分时间在和疾病作斗争，除了原来查出的肺癌，近几年患有白内瘴，腿脚也不好。尽管这样，他这几年的工作成果还是令人赞叹，他先后整理出版了《贺敬之诗选》、《贺敬之诗书集》和《贺敬之文集》，还写了不少回忆性和总结经验的文章，即兴而作的诗歌也不在少数。牵扯他精力的，还有不少事：一是应邀给别人的书作写序言，像给丁毅编著的《西洋歌剧选》写的序言，他就很是下了功夫，对中外歌剧的创作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述;再是来找他索字的特别多，都是朋友或老乡，不好推脱;还有就是和青年作者的交流，读他们的作品，写回信、进行座谈，几乎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对老家山东枣庄，贺敬之一直很关心。自14岁离开家乡后，直到1949年底贺敬之才回到故里贺窑村，并接母亲回北京生活。“父亲早在1939年去世，我当时在四川，到延安后才知道。我两个弟弟都在北京，也早就退休了，妹妹前几年因肺癌而去世。”1988年贺敬之回去过一次家乡，1995年在他建议、奔走下建成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开馆、台儿庄烈士陵园开园时，他又回到过家乡一次。1997年，家乡为他建设了贺敬之文学馆，“尽管当时我极力反对建设，但是最终还是建成了。因为我不提倡，所以我与我的家人一次也没有去文学馆看过”。他说：“我很早就离家，之后从未在山东工作过，我个人的能力有限，对家乡没有做过什么贡献，每每想起来就感到惭愧，但我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家乡故土和父老乡亲。我经常通过一些媒体关注着来自家乡的各方面的信息，并为家乡人民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欢欣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