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许多工厂纷纷迁往西部,其中有一家小工厂迁到了延安。尽管厂不大,但对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条件很差的陕甘宁边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它开辟了边区工业机械的先河，这就是由沈鸿带领的从上海迁来的利用五金厂。它为边区的军工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毛泽东和林伯渠曾称沈鸿为“边区工业之父”。

     沈鸿,浙江人,1905年出生。因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就到上海虹口区的协太兴布店去当学徒。协太兴布店附近有一家工厂,轰轰作响的自行运转的机器,让刚从乡下过来的沈鸿感到惊奇新鲜,他经常下班后跑去观看。从此,沈鸿迷上了机器,他一面做工,一面自学,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机器厂去仔细观看工人是怎样操作的,并与书本知识相对照。渐渐地,他与机器厂的工人熟悉了,也学着上手操作。时间一长,他不仅能操作,而且把机器的构造也搞清楚了。

1931年,沈鸿辞去布店职员的工作，他和几个朋友一起筹资5000元,开办一家小机器厂,专门生产各种民用锁。1937年抗战爆发前,沈鸿的利用五金厂逐渐发展起来,工人从5、6人发展到30余人,产品也从专门生产民用锁发展到设计生产各种机床设备。在这一过程中,沈鸿也成为一个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知识的杰出的工程技师。

沈鸿在思想上倾向民主,痛恨军阀,反对内战,尤其反对专制独裁。有一次,他在一家机器行中,看到几台苏联的机器,无论从质量、效率,还是从造型、设计来看,都是第一流的。看后,他大为惊讶,他告诉别人说:“一个国家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工业上能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不错!如果中国也变成这样,那我的技术一定有用,我就诚诚恳恳地为它做工。”             

奔赴延安

    “八一三”上海沦陷后,随着日军的进一步入侵,沈鸿决心将工厂内迁,为抗战服务。1937年8月26日,沈鸿带领利用五金厂的10名工人与10台最好的机器开始搬迁。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武汉。沈鸿急于复厂生产,为抗战尽力。然而,当时的工矿调整处对这样一家小厂并不感兴趣,根本不予理睬。沈鸿多次协商也无效果。此时,日军又向武汉步步进逼,形势已十分紧张。沈鸿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心中十分苦闷。

不久,有一个机会不仅改变了沈鸿当时的处境,也从此改变了沈鸿的一生。一次,沈鸿听取了中共党员、著名新闻专家范长江在武汉的一次演讲,颇多受益。同时,一本破旧了的《西行漫记》,经过辗转流传,落到了沈鸿的手中。一线希望的曙光照亮了他的心扉,沈鸿决心到延安去。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沈鸿找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见了面,沈鸿就迫不及待地问道:“我想到延安去,只是不知道那里有没有事情干?”钱之光爽朗地笑了起来:“打日本,还能没事干?就怕事情太多,你不睡觉也干不完哩!”接着,钱之光亲切地问他:“你去延安有什么条件?比如说你带的机器该怎么办?”沈鸿一听,高兴地回答说:“只要能为抗战出力,其他条件没有。至于机器,等打走日本兵以后再还给我,也就行了。”就这样,沈鸿经钱之光介绍到了延安。

服务边区

     当时的延安，除陕北延长炼油厂有几部老式机器外，机器制造业几乎一片空白。沈鸿到延安后，立即投入到创办茶坊机器厂的工作中去。日夜奋战，艰苦奋斗，在非常短的时间里，以沈鸿为首的筹备小组，就在延安以北90里的安塞县茶坊的一个石洞里建成了延安第一个兵工厂——茶坊机器厂。沈鸿担任第一任总工程师。边区钢铁匮乏，造机械缺少原材料。沈鸿冒险扮作商人，潜入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西安一个汽车修理厂，买了十几台旧发动机，将能用的稍加修理后作为机器动力，就这样很快便投入了生产。沈鸿凭借带来的10台工作“母机”，在短短几年里，和大家一起设计和制造了多达50多个品种的机器设备，装备了10几个工厂。他还亲自设计制造了适合前方需要的易于搬运的一批小铣床、刨床、钻床、砂轮机等小型机床，为八路军战地修理枪械创造了条件，被人们称为“马背工厂”。他还陆续参加设计制造了印刷厂用的印刷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炼油厂的炼油设备、棉纺厂的织布机、皮革厂的制革机和边区小高炉设备等几百种机械，以及送给前线的新礼物——炮弹。

沈鸿把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工作之中,每天起码工作12个小时。1944年春天开始炼铁时，他整整两个月没有好好睡觉，晚上上床常常不脱衣，稍稍躺一会，精神恢复了一点，一翻身又起床开始工作。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沈鸿劳累过度，当领导要求他稍作休息时，沈鸿却半开玩笑说：“我的心脏是一台可靠的水泵，我的胃是一个不锈钢的锅炉”。的确，在他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工作起来真象是一部不停运转的机器。新机器造出来，他一定要守在旁边，观察运行情况，及时改进工艺。为了提高工人们的技术水平，他还积极倡导开办补习班，亲自在课堂上传授技术知识，为边区工业培养了一支机械制造工业的骨干力量。

为保证机械制造的质量、利用，沈鸿认为制造产品有三个标准:一是经济(指成本要低);二是效力(指要耐用);三是时间(指制造的时间要短)。他极力反对知识分子、专家不与实际相结合,他认为干工作就要讲实际,踏踏实实为人民大众服务,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是“缺乏一种利他精神”。

1944年以前，陕甘宁边区最缺少的是灰生铁，它是铸造机体和炮弹壳的重要原料，不解决灰生铁问题就无法发展边区的军事工业。1943年，中央军委军工局提出陕甘宁边区自己炼铁，并在设计、机械设备及冶炼方面指定由沈鸿等人负责。在延安第一家炼铁厂的建造上，沈鸿等人主持总体设计和建设。炼铁厂于1944年建成投产。

沈鸿在兵工制造方面，大胆创新，设计并制造了许多军工器械，使八路军的装备得到了加强，并形成了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的特点。

抗战八年间，沈鸿克服了许许多多技术和生产难题，与茶坊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达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边区“工业之父”

鉴于沈鸿对于陕甘宁边区工业发展的贡献，他三次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1944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职工代表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大家“要学习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1944年5月1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以《模范工程师沈鸿同志——自带母机十部参加革命,埋头苦干装备了许多工厂》为题,对沈鸿在边区的工作情况,作了全面的介绍与详细的报道。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对沈鸿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有工业家沈鸿先生自愿以其私有的10部机器迁来边区,为八路军服务,沈先生亦来边区工作。从这时起,又有许多科学技术人员先后来边区工作,使得边区聚集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作为建立工业的指导力量。”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了“无限忠诚”的奖状。毛泽东和林伯渠还称沈鸿为边区“工业之父”,后来这个称号很快就传开了。沈鸿感慨地说：“民族工业离不开政治，腐败的政治使民族经济窒息；只有开明的政治，才能使民族经济发展壮大。”

 干一辈子革命

1942年冬季的一天,陕甘宁机器厂厂长毛远耀通知沈鸿,毛主席要接见他。当沈鸿按时到达凤凰山下的一孔窑洞的时候,毛泽东迎上前去一边同他握手,一边关切地问道:“沈先生,你在这儿的生活情况怎么样?”沈鸿回答:“这里的吃穿住都有很周密的安排,根本不用自己操心。”毛泽东接着说:“沈先生不要客气,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不,我说的都是实话。”毛泽东轻轻地点头:“你是从什么学校出来的?”“我没有上过学,小时候,从浙江的老家跑到上海协太兴布店当学徒,后来,同朋友们一起,办了一家锁厂。”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说:“有意思,有意思!你这个人搞工业同我学军事一样,不是从军事学校出来的,是靠打仗才学起来的。”接着,毛泽东又向沈鸿了解上海的情况。沈鸿把自己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在谈了生产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以后,沈鸿还特别着重介绍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所表现的不同立场。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听完了沈鸿的话,风趣地说:“看来你还是进过学校的,在社会的学校中,你学到了不少东西啊!”最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国社会现在是七分封建三分资本主义,等到仗打完了以后,情况就要颠倒过来,要变成三分封建七分资本主义。到那时,你就更有用武之地,可以继续去办你的工厂了。”

沈鸿正在体会这段话的深刻含义的时候,毛泽东又取出一份厚厚的手稿,交到他手中:“这是我准备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的报告,请沈先生提提意见。”沈鸿带着这份讲稿回到陕甘宁机器厂以后,立即阅读起来。读着,读着,他很快被这份报告吸引住了,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对自己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是因为毛泽东对边区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深刻分析使自己眼界顿开。沈鸿十分感慨:“毛主席真是全党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啊!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专家;他不仅能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砸碎一个旧世界,而且一定能够率领大家去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

沈鸿想起自己刚来延安的时候,这里的专家和工程师还屈指可数,而几年之后,已经有一大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中国共产党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各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迅速成长。从此,沈鸿心中升起了新的希望和信念,曾经有过的打败日本就回上海办工厂的念头,逐渐烟消云散了,他决心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1947年7月,沈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他光荣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调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他曾陪同周恩来总理赴苏联商谈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支援我国156个项目等事宜。1953年起,沈鸿先后任三机部部长助理、电机部副部长、煤炭部副部长、农机部副部长、一机部副部长等职。1979年,任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机械工业部顾问。沈鸿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5月20日,93岁高龄的沈鸿在北京逝世。

1998年5月30日的《人民日报》,对沈鸿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沈鸿——一位冒着抗日烽火,携带一个工厂全部设备从上海奔赴延安而开始其革命生涯,设计生产过从延安第一台造币机到新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的机械工程专家,走完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