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杨世广 

陕北高原是一块由烈士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土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贤点燃的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使中国西北迅速变成了一块热土，并最终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勋。在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80周年和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为之奉献青春、智慧、勇气，甚至生命的革命先烈，为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的奋斗历程和丰功伟绩，激励后人，撰文纪念。

1913年10月，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3岁时投身革命，大革命失败后，积极开展农民运动和兵运工作，1932年4月，组织发动了甘肃“两当兵变”，兵变失败后，返回陕西与刘志丹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浴血奋战，亲手创建了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并促使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为一片，最终建立了巩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关押，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得以释放。此后13年，党中央、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新中国的基石。在这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习仲勋同志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他革命的一生增添了精彩的篇章。

驻守边区南大门。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成立了关中特区。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

不负嘱托。1936年2月的一天，习仲勋在赴关中前夕，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百忙之中，约他和张仲良谈话，对分派他去关中特区工作寄予厚望。周恩来说：党派你去关中特区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任务是发动群众，扩大和巩固陕甘苏区，开展游击战，配合中央整个战略部署，威胁西安，迎接将要到来的抗日高潮。1936年5月初，中央决定西征，习仲勋被调随军。6月，随西征军到曲子镇，先担任曲环工委书记，后改任环县县委书记。8月奉调回保安县（今志丹县，时党中央已由瓦窑堡移驻这里）。9月下旬，习仲勋再赴关中之前，周恩来再次约见习仲勋等人，嘱托行军事宜。10月中旬，习仲勋主持召开了关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会议决定：一是以县为单位整理与扩大游击队，行动上以“集中打仗，分散活动”为原则，成立关中游击队指挥部。二是尽可能地进行统战工作，争取进步、中间的民团、保甲，打击最反动的少数分子。三是整理各地党的工作，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四是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在敌人后方开辟新苏区。由于以上措施得当，到西安事变时，关中根据地一个不少的恢复了，游击队也壮大了。为随后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卓越成绩。
反摩擦斗争。1936年至1942年，习仲勋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抗战前为关中特委）、专员、关中警备第一旅政委。在这6年中，他坚持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军事“摩擦”进行了坚决斗争，为保卫和巩固边区，做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据统计，1939年11月至1940年10月间，国民党军队在陕甘边区制造摩擦事件211起，仅关中区就有64起。1941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达30万，在很多地方挑起摩擦战斗。1941年8月，关中分区警备司令部正式成立，旅长文年生兼任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原关中分区部队改编为分区独立团。在文年生、习仲勋的指挥下，多次击败来犯之敌。在反摩擦斗争中，为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顽固分子，习仲勋提出了在周边友党和地方绅士中，开展交朋友工作，正确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了关中分区民主政权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受到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的多次称赞。1942年7月习仲勋任中共中央西北党校校长。

高干会议明是非。1942年2月，摩擦与反摩擦斗争相对稳定，为了彻底清算党内产生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号召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陕甘宁边区的整风运动也在党政军系统广大党员和干部中迅速发动起来了。10月19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议题是：通过整党、整政、整财政、整党政军民关系，建立一元化领导；澄清陕甘根据地历史上的路线问题；明确当前工作方针，转变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树立新风。11月5日，会议讨论原西北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及陕北）的历史问题。习仲勋作为西北党校校长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在会上，他全面回顾了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严肃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强加给陕甘边区党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取消主义”、“逃跑主义”等种种罪名。1943年1月8日，习仲勋又以《关中党史简述》为题发表了长篇讲话，进一步阐述陕甘边苏区党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教训。会议还在进行之中，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肯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解决了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1月14日，历时88天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闭幕，边区政府对领导经济建设成绩卓著的王震、习仲勋等22位获奖者予以奖励。毛泽东为22名获奖者的奖状逐一题词，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成为他一生生动写照。会议刚结束，习仲勋接到西北局通知，决定他出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驻守边区北大门。1943年农历年刚过，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了即将去绥德赴任的习仲勋，听取了习仲勋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并对习仲勋说：绥德是边区最大的一个分区，政治情况比较复杂。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没有那么敏感了，到新的地方去也是锻炼嘛！这次谈话给习仲勋帮助很大。

生产自救。1943年2月，习仲勋移交了西北党校的工作，离开延安到绥德赴任。初到伊始，习仲勋就深入民众，通过走访、座谈和广泛听取社会各阶层意见，对绥德地区进行了全面和广泛的社会调查。当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对该地区实行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绥德地区人民生活艰难，物质严重短缺的现实情况后。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且亲自带队到绥德以西20里外的郝家桥进行蹲点调查。通过调查，习仲勋迅速理顺了土地租佃关系，并把移民南下、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工作措施一一付诸实施。至年底，粮食生产就取得了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在发展生产活动中，习仲勋还号召机关干部厉行节约，勤俭办事，自力更生，生产自救。据统计，仅1943年，绥德警备司令部就开垦荒地700余块，产粮900余石，收菜120余万斤，养猪近2000头，纺毛线8.6万斤，绵纱6.45万斤。军工厂年产棉布4800匹，棉衣4000套，单衣4764套，皮衣1350件，军帽4000顶，鞋子1.58万双，满足了该部官兵装备的需要。全年生产总值折合小米四万余石，解决了部队大部分粮食供应，大大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整风审干。1943年4月3日，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各地以一年为期，完成党的整风。在康生的错误指导下，“抢救失足者”运动像瘟疫一样在陕甘宁边区蔓延开来。绥德地区的绥德师范、米脂中学、抗大总校等许多单位的审干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演变为一场肃反运动被卷入其中。当时，抗大总校排以上干部1051人，坦白分子、嫌疑分子多达602人；绥德警备司令部及各团认为可疑的干部425人；绥德师范的“特务”多达230人，且被看成是一个特务窝点，事情发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绥德的整风审干运动也同样引起了身在延安的毛泽东的关注，对此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这无疑对“左”倾机会主义有切肤之痛的习仲勋以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他当即决定，首先应从“抢救运动”情况最重、问题最多的绥德师范开始，找一些党员骨干、学生代表到地委谈话，查找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经验教训；其次是召开有学生、家长及干部、群众大会，征求意见和宣传党的政策，作安抚人心工作；三是主动作自我批评，向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四是对“特务”逐一甄别，对明显的错案、假案或纯系捕风捉影的案件，及时进行平反。五是对每一位审查对象做出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结论，尤其是为作了假坦白 的人公开平反。如：为当时在绥德地委文协任职的殷参、地委《抗战报》主编欧阳正、女青年聂眉初作了平反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甄别，绥德地区在“抢救运动”中坦白出来的为数众多的“特务”，除一人被暂挂一段时间外，其他人全部平反，恢复了名誉。

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进入1945年，国际国内形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处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指日可待。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在延安召开。七大召开前，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4年12月22日到次年1月14日，在延安召开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习仲勋和绥德副专员杨和亭带领全地区劳动英雄和模范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百忙之中挤出一天时间，在枣园住所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地委书记和专员。座谈中，主席和风细雨、循循善诱引导大家总结得失教训，教给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习仲勋等接受了一次现实而生动的群众路线和政策观念教育。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隆重举行。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正式代表参加会议。6月11日，历时50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会上选举产生了44名正式中央委员和33名候补中央委员。习仲勋光荣地当选为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次当选是年轻的习仲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表明党中央对习仲勋的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充分认可。七大闭幕不久，习仲勋又受命奔赴关中前线。

爷台山反击战。1945年6、7月间，国民党军队为了独吞人民抗日的胜利果实，制造摩擦，企图夺取关中地区，钳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军反攻的目的，突然向关中地区淳耀县境内的爷台山等地陕甘宁边区部队防地发起攻击，占领了边区宽一百里、纵深二十多里的地方，进而挑起全面内战。7月下旬，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组织和指挥爷台山反击战斗。到达关中后，他根据实际情况迅速做出部署动员。一是在群众中深入动员，揭露国民党反动阴谋。二是整理自卫军，组织游击队，动员民兵参战。三是封锁边境要道，捕捉敌探奸细。四是清查仓库，保证供给。五是转变工作作风，抓紧战争动员。六是加强机关警戒，防止敌人袭击。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关中分区各级政府积极行动起来。仅赤水县就组织支前队员1400人，出动担架400多副，筹集军粮6万余斤，送军鞋1万余双，随后其他相关地区也闻风而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8月8日夜晚23时，爷台山反击战总攻开始，参战部队全线出击。到8月10日，战斗结束，八路军收复爷台山地区及关中分区全部失地，全歼入侵敌军5个连及一个营部，缴获大批枪支和弹药，粉碎了国民党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军事进攻，有力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安全。

保卫延安。爷台山战役结束后，习仲勋回延安又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两个月后，中央根据全局战略需要，又对他的工作做了重要调整。

年轻的西北局书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调任东北。西北局书记一职极其重要，由谁来接？毛泽东说：“要选择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书记，就是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0月，中共中央任命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习仲勋为西北局书记。时年，习仲勋刚满32岁。上任伊始，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自下而上进行普选工作。习仲勋十分重视这次普选工作，在试点试选、广泛宣传动员的基础上，分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普选和县、分区政权的选举工作，顺利选出了出席边区参议会的正式议员135名，候补议员35名。1946年4月2日，边区第三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习仲勋当选为常驻议员；习仲勋还特别重视边区农业生产。1945年12月24日，在由西北局召集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劳动模范座谈会上，习仲勋说：必须认识改良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必须采取有领导有计划的群众路线，一方面反对对此采取不闻不问的错误思想和态度，一方面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根据当地群众的具体情况一步一步地做，切忌强迫命令和形式主义。翌年3月，在西北局专门讨论春耕生产会上。习仲勋要求“各级党政机关上级对下级，下级对群众，要经常具体指导，具体解决问题”，力争把1946年的春耕生产搞得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好。这年，边区的粮棉都取得了大丰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全边区农村经济的发展；习仲勋还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要求各分区“研究历年减租情况，继续进行查租，整理租佃关系”。并结合实际提出：在减租已较彻底的绥德关中一带，应以复和保佃为主；在减租尚不彻底不普遍的陇东庆、合、镇一带，应以减租、退租、勾欠、换约、保佃为主；在安边除切实依照租佃条例进行退租、勾欠、换约、保佃，达到彻底减租外，还应适当照顾阶层利益。除此之外，习仲勋还特别重视机关作风、报刊新闻监督、妇女运动等工作。在他主政西北局的最初几个月里，各项工作都能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地进行。

接应三五九旅返回延安。1946年7月26日，三五九旅王震部，在蒋介石的围追堵截下，冲破敌军五道防线，行程近两千里突围到陕南，形势相当危急。党中央、毛泽东连发9封信致习仲勋，指示他组织武装，牵引敌人，策应三五九旅王震部北返陕甘宁边区。习仲勋接信后，立即做了周密部署，致电部队及地方党委：一是派出的三支武装立刻出动，不要迟延。二是派出的武装应轻装，不要累赘，人员要精干，非战斗员尽量减少。三是派出部队经费财物不要一次带得太多，以带两个月为宜。四是王震部已入陇县境，26日即可到西兰路附近。五是派出去各地区的组织与人士均同意你们的配备。六是边境需派出数股小部队以连为单位在碉堡线附近活动。一切部署妥当后，在王震部入陕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四旅、警备三旅与胡宗南部展开了几次激战，为三五九旅进入边区清扫了障碍。9月20日，当尾追三五九旅的国民党整编九十师十一旅一部，向驻刘家山的边区部队警备第三旅五团二连猛烈进攻时，警备三旅按照西北局联防军作战计划，奋起反击，勇猛地将国民党军击退。至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南线出击，歼敌1300余人，胜利接应了三五九旅返回边区。

策动横山起义。1946年春夏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驻地延安遭到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形势日趋严峻。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包围，6月，毛泽东邀习仲勋谈陕甘宁边区备战情况。毛泽东说：胡宗南已在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你们要在他们还没有采取大的动作前，抓紧组织北线战役，策动胡景铎部（爱国将领，时任国民党骑六师师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起义，解放榆横地区，到战时使我方有回旋余地。按照毛泽东指示，习仲勋即派干部作胡景铎的统战工作，并经中央同意，吸收其为中共党员。8月底，毛泽东就北线战役问题再次与习仲勋等面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重要性。9月中旬，习仲勋将亲笔信转交胡景铎，传达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10月11日，陕甘宁晋绥联军进入横山，配合胡景铎部起义。13日凌晨发起攻击至24日，国民党军5000多人起义，1000多人被俘或投降，解放了无定河以南30多个城镇、20万人口、5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起义获得成功。1947年2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陕甘宁边区军事形势的需要，组建了由张宗逊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的陕甘宁野战集团军。3月，出击陇东，在西华池又歼敌第四十八旅1500余人，击毙其少将旅长何奇。

保卫延安七昼夜。由于国民党军向全国各个解放区的战略进攻都遭受失败，遂改用向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战略。1947年3月10日，国民党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军和整编第二十九军，在陕甘边区南线的宜川、洛川、宜君和耀县地区集结；青海马步芳和宁夏马鸿逵部12个师旅、榆林邓宝珊部两个师，分别从陕甘边区西、北部向南集结，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当时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只有六个旅2.6万余人，面对九倍于己装备精良、补给充足的国民党军队，形势万分严峻。3月13日，胡宗南集团出动50余架次飞机狂轰滥炸延安和边区城镇，一线攻击部队12个旅8万余人，用猛烈的炮火轰击我军阵地，步兵轻装从荒山中开路，以密集队形蜂拥而至，对延安发起了全线进攻，延安保卫战正式打响。3月14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通报敌进攻延安部署和我军的防御备战情况；命令“习仲勋即回延安与彭德怀一处主持边区全局…”。3月16日，习仲勋由南线回到延安，接到由毛泽东起草的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的命令：决定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成立西北野战兵团，自3月17日起，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接到命令后，彭德怀、习仲勋立即调整了抗击胡宗南集团进攻战术，迅速组织全体军民进行反击，同时利用陕北复杂地形与敌人周旋，迫使胡宗南部叫嚣三天之内占领延安的狂妄企图变成泡影。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王家坪召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部分成员开会，研究主动撤出延安后西北野战兵团作战等问题。至黄昏，当毛泽东得知延安党政机关和群众都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才在彭德怀、习仲勋再三催促下离开了延安。3月19日上午，边区部队在完成阻击任务后有序撤离延安。延安保卫战胜利结束。苦战了七天七夜，给国民党胡宗南部留下了一座空城。

转战陕北。从1947年3月起，习仲勋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征途，协同彭德怀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

三战三捷。1947年3月19日下午，国民党军进占延安空城，举城欢庆。随即胡宗南便调集重兵寻找误为“仓皇北窜”的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3月21日晚，西野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调动三十一旅由临镇向青化砭前进的电报。在做精密现场勘察后，彭德怀、习仲勋当即决定，在青化砭地区伏击歼灭来犯之敌。3月25日10时左右，敌三十一旅主力全部进入为其设置的“口袋”之中，战斗开始。经过一小时四十七分钟的激战，即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歼灭。俘旅长李纪云和第九十二团上校团长谢养民，缴获子弹30万发，取得了西北野战兵团组建后首战胜利。4月11日晨，中央军委收到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发来的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被调动。当日深夜11时，毛泽东就将这一情报电告彭德怀、习仲勋：敌一三五旅“或往安塞或往蟠龙，望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旅移动途中伏歼之”。4月12日，胡宗南令一三五旅从子长南下，敌整编二十九军和整编第一军从蟠龙、青化砭出动接应。彭德怀、习仲勋随之部署第一纵队的三五八旅及新编第四旅一部坚决阻击董钊、刘戡部八个旅于蟠龙西北的牡丹川、云山寺一线之敌，迟滞其北进增援；命令第二纵队与教导旅由东向西、新编第四旅由西向东夹击敌一三五旅。4月14日上午10时，敌一三五旅进入羊马河地区，落入了我方伏击圈。经过6个小时激战，敌一三五旅4700余人全部被歼，敌代旅长麦宗禹和两个团长被俘。羊马河战斗后，胡宗南集团气急败坏，急忙调集主力部队向北进军，企图寻找我主力决战。但他们未曾料到，其重要的补给基地蟠龙已成孤岛。正当其在路途中艰难向北搜寻时，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围住蟠龙敌军。于5月3日战至4日24时，全歼敌军一六七旅6700余人，俘少将旅长李昆岗，缴获军服4万套，面粉1万余袋，子弹百万余发，以及大量药品，大大充实了西北野战兵团的补给。至此，由彭德怀、习仲勋率领的西北野战兵团在撤出延安后的一个多月时间中，赢得了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想摧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首脑机关、三个月解决西北问题的狂妄企图，稳定了陕北战局，策应了晋南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作战。

西出陇东、三边。蟠龙战役硝烟未散，1947年5月5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习仲勋：蟠龙之敌解决后，“部队如甚疲劳，可移至安塞以西隐蔽休整一时期，再出关中、陇东，似较稳妥。”5月19日，正在休整的彭德怀、习仲勋从情报中得知董钊、刘戡两军正集中蟠龙、青化砭、拐峁地区休整；宁夏马鸿逵五个旅分驻环县、洪德城、羊圈山、盐池、定边、安边等地进行骚扰抢掠；陇东青海马步芳部在宁县、盘克、庆阳、合水、曲子、悦乐等地猖狂活动的消息后，即决定西出陇东。5月22日凌晨，西北野战军从安塞出发，分四路向陇东开进。5月30日零时，陇东战役打响。右路部队全歼敌第八十一师六十旅的第一七九团，活捉上校团长马奠邦；中路部队攻下悦乐，消灭敌骑兵第二旅第三团；左路部队围攻合水，击溃从庆阳来支援的敌八十二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敌人160多里防线为我军向北发展打开了缺口；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兵团西出陇东，是胡宗南集团意料之外的，为防我军南下，敌军急忙调整兵力部署。此时，中央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变化于6月17日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我军下步行动可从打宁马十八师、收复定（边）、盐（池）；或打延安、洛川间守备之敌，断敌后路，二者择一。根据敌情变化，彭德怀、习仲勋即决定先收复三边地区。三边位于陕甘宁边区西北部，是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之际，马鸿逵部趁机占据的。为打击和重创马鸿逵部，26日，西北野战兵团首先收复甜水堡。29日，收复宁条梁。30日收复定边。7月2日收复安边。7日攻占盐池，歼灭敌骑兵第二十团一个连，敌人随即败退，三边全境收复。

收复延安。为总结解放战争一年来的经验和部署战略反攻计划，1947年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习仲勋回后方主持西北局工作，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野战军，习仲勋任副政委。8月初，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全线出击，发起沙家店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十六师6000余人。随后又乘胡宗南集团慌忙南辙之机连续发起岔口、关庄追击战和黄龙、延（长）清（涧）战役及第二次进攻榆林的战斗。1948年二三月间，西北野战军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11个旅6万兵力进行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近3万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一个空前大捷。接着，西北野战军又挥师南下，攻洛川、宜川，解放黄陵、宜君，收复甘泉、白水、黄龙山麓。3月23日，为便于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从榆林吴堡东渡黄河。4月中旬，联防军区绥德分区部队奉贺龙、习仲勋令，在内蒙古伊克昭盟格尔旗、鸡儿圪劳歼敌2000余人；三边分区部队在宁条梁歼敌近200余人；西北野战军南下出击西府，连克数城，胡宗南主力无力回顾延安。4月21日，据守延安的胡宗南、何文鼎部在求援无望的形势下弃城逃跑。我军在放弃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后，延安宣告收复。

解放后，习仲勋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6省市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离开陕西，到了其他工作岗位后，习仲勋还一直惦念着陕西发展、牵挂着三秦人民。他关心延安老区的发展，关心延安老区人民的生活，曾多次听取汇报，提出符合实际的意见和建议。他多次勉励延安党政领导，尽快把延安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他指出：“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和贡献，这里的经济建设搞得好坏，群众生活的状况如何，对国内国外都有很大影响。”他强调，搞好延安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只要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中，保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就会无往而不胜。延安精神永远是我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战胜困难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离职休养后，习仲勋仍然关注延安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老区人民谋福祉。在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西北革命的这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使我们更加怀念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更加发奋图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