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24日上午，延安文化界在陕甘宁边区银行大楼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天花板上悬挂着联合国国旗的银行大楼充满了轻快的谈笑声。人们不拘形式地谈论着哲学、文学、秧歌和陕甘宁边区的各种生活和建设。这种轻松愉快的集会，是延安特有的一种社会生活，从文化沟蔓延到金融大楼里来了。

分散的闲谈了一会儿后，会议主席请大家合扰来谈谈。“因为有一些问题，大家都想知道答案。”

颇为奇怪的提问

丁玲同志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她说：“有位先生问我，在延安，发表一篇文章要经过一些什么手续？初听了这话，颇为奇怪。因为我们这里发表文章，是不要经任何批准手续的。但一想起重庆的作家们正在反对出版法，要求出版、集会的自由，就知道这位先生习惯了重庆不自由的环境，习惯的对我们也这样发问，是不足为怪的了。”

抗议为活人开追悼会

吴伯萧接着告诉主席，说他有一件不愉快的事，要说一说，人们的眼光都朝着他。吴伯萧说：“今年三月，西安有一小批人，根本不认识我，扮做我的亲戚和朋友，说我在延安死了，为我开起追悼会来了。这是一种侮辱。大家都看见，我健康的愉快的活着……”说到这里，楼厅里爆发了大笑，爱卜斯坦和福曼的笑声最高朗，他们从外国到中国，从华南到华北，所看见的世面，所听到的奇事，也算不少了，但还没有听见活着的人被追悼的事。斯坦立刻问吴的名字，翻译陈家康笑得连英语也说不上来了。吴伯萧继续说：“我活着，很愉快、很健康，我有家庭、有妻子，还是纺纱的突击手，而西安竟追悼我了。他们开追悼会的前后不几天，我还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海上的遭遇’、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造谣诬蔑之事。一个人不但健在，而且健康，而且正在纺棉纱和写文章，突然有人硬要说他死掉了，来加以追悼，这个谁能受得了！我现在趁这个机会告诉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并且向西安的混蛋们抗议！”

吴伯萧的话时而被笑声打断，说到沉痛的地方，大家又非常气愤。这的确是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追悼活人的把戏，除了国民党特务老爷们的脑子，谁能发明呢？

“‘良心话’是没有良心的人的话”

吴伯萧的话，引起了艾青的一席话，也可以说是一个抗议。他说：“大后方有一个刊物叫‘良心话’，实际上是没有良心的人的话。那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行不得也艾青’，说我要逃出边区，走到富县被保安处捉回，真是没见鬼的话，我为什么要逃？我要逃到哪里去？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有比边区，比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更好的地方！‘良心话’又说，我要逃走，是因为有一篇文章为我的‘顶头上司’周扬所批驳。周扬同志什么时候做过我的‘顶头上司’？什么时候他批驳过我的文章？他们造这些谣言，无非是要挑拨我们同志间的关系。”艾青还说：“有的人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发表作品，这是因为我在参加组织秧歌队，秧歌队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好形式，我很高兴把我的时间和劳动放进这个工作里。”

在西安，在重庆，国民党的特务文人，只晓得开会追悼活生生的人，说些没有良心的话，敌后的文化工作者正在作出了为抗战、为人民服务的奇迹。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之一的成仿吾介绍了晋察冀新世界文化工作的情形。他说到敌后文化工作者在敌人残暴的铁蹄下做出的许多奇迹，希望记者团的先生们到那里去看看。成仿吾的话，给会场带来了新鲜健康的空气，他讲的事实和国民党文化的鬼域行为成了一个对比。

招待会延续到下午三点钟，记者们入席进餐。四时许，到大众戏院看秧歌，丰富多彩的节目，引得中外记者团的先生们和延安市两千多老百姓不断地鼓掌，有些记者还希望能学扭秧歌。(魏协武)

注：摘自1944年6月28日《解放日报》，原题为“延安文化界招待中外记者的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