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十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到达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开始调整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实现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转折。而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年初一开始，形势就跌宕起伏，发生了许多既备受鼓舞又惊心动魄的重要事件。其中，玉家湾祝捷大会就为这一光彩夺目的辉煌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从农历新年开始，陕北革命形势逐步从失败被动中扭转过来，出现了历史性变化。1月31日，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7军，根据地扩展到7个县，陕北特委和红27军归属北方局领导。2月5日，中共陕甘边、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崔田夫代理），谢子长任军委主席（谢子长去世后，刘志丹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同时，为避免机构重叠，撤销中共陕北特委，而远在甘肃南梁的陕甘边特委予以保留。西北工委、军委的成立，统一了两块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为把西北革命斗争形势推向更高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随着西北的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分散到统一的不断发展，蒋介石对根据地 “围剿” 的筹码也在不断加大。为了将西北革命力量彻底扼杀，蒋介石先后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其部署是：井岳秀部八十六师7个团，集中于保安、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府谷、佳县一线，重点进攻神府苏区；从河南调来的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4个团，进驻米脂、绥德、清涧、安定、延川、延长、延安、安塞一带，以安定苏区为进攻重点；晋军七十一师陈兵黄河沿岸，并遣第二零六旅的两个团西渡，部署于吴堡宋家川、辛家沟至绥德义合镇、定仙桥一线，与北面的八十六师南北呼应，形成对佳吴苏区的夹击之势；南面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集结于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一线；西南面，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进至淳化、旬邑、长武和甘肃正宁、宁县，插入我南梁与照金之间；西面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7个团进驻甘肃合水、庆阳、曲子镇、环县、华池，重点进攻南梁苏区。敌人在南北长1500余公里，东西宽500余里的范围内，将根据地分割为神府、米佳吴、安绥清、南梁、三淳耀等5个“围剿”区，而安绥清和南梁作为“围剿”的两个重点，安绥清区又为其战略重心。为调整各路军阀间的关系，蒋介石还派出以毛侃为首的参谋团与敌84师师部同驻绥德城，监视和控制各军。蒋介石投入这样多的兵力足以看出他对根据地的恐慌，同时他也决心采取四面包抄、步步进逼的战略，妄图将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一口吞掉。

面对数省军阀的联合围攻，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根据地军民也早已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1月下旬，敌84师分兵两路，开始进攻安定中心区域。一路由绥德田庄、怀宁湾、老君殿到南沟岔；一路由绥德经清涧县城、折家坪、杨家园则到瓦窑堡。为了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赢得反“围剿”开局的胜利，红二十七军首先主动出击，于1月31日在南沟岔轻而易举取得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个胜仗。这次战斗全歼突入安定苏区最深之敌人一个连，毙俘百余人。老君殿、怀宁湾守敌闻知我军的战斗力如此强大后，便战战兢兢，退守田庄，再也不敢轻易应战。之后，我军乘胜追进，跨过无定河，进入清涧苏区，在阎王砭设伏，歼敌一个排。3月上旬，我军又在延川县贺家湾歼敌一个连，除武器战俘外，还缴获银洋2000元。红二十六军42师红3团（代理团长吴岱峰、政委黄罗斌）、义勇军于4月22日在寺儿畔又歼灭井岳秀部一个连。期间（1935年2月21日），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谢子长因伤逝世。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决定秘密埋葬，对外只说谢子长同志到苏联看病去了。西北军委所发的布告文件，仍署名军委主席谢浩如（谢子长）之名。

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在安定白庙岔会师，将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全部集结于魏家岔、黄家川、玉家湾、冯家岔一带整顿军队纪律，等待战机。5月3日，会合后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玉家湾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既方便军事指挥，又便于随时突击敌人。不久，前总获悉敌八十四师251旅502团郭子峰第三营进驻杨家园则制高点墩儿山寨子之上，如不夺取此地，将会大大威胁我军指挥部。刘志丹同志当即组织研究做战方案，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派红42师第3团和义勇军担任主攻，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向三皇峁寨进攻，夺取制高点墩儿山寨堡。红84师第1团和由各团抽调的骑兵从魏家岔出发，隐蔽于杨家园则以西，待主攻部队打响后，立即突入杨家园则以西，并担负阻击瓦窑堡增援之敌的任务。同时，刘志丹同志还令红84师第3团，从冯家岔出发向杨家园则东街攻击，并准备阻击清涧增援之敌，红84师第2团为预备队。5月6日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按计划开进到杨家园则。刘志丹随红42师来到杨家园则东山上，亲自到前沿察看地形。当他发现敌人已厉兵秣马，筑牢工事，再加上地形错综复杂，不易强攻，便当机立断改变原计划，将所有部队撤出战斗，向魏家岔、黄家川、冯家岔转移。当时，由于通讯技术落后，当通讯员将消息传至84师第1团和部分骑兵团时，他们早已潜伏在杨家园则以西距离敌营不足几百米处，再加上天已大亮，一不小心被敌人发现。敌人看到我军人少，便仗着坚墙壁垒，对我军开始了猛烈射击。面对敌人猛烈的火力，贺晋年同志带领一个排断后，其余部队迅速撤退，转眼便撤退到了吴家寨子。此时，人困马乏的部队早已饥肠辘辘，正准备休息吃饭，忽然前方情报说瓦窑堡敌人以一个连的兵力押送我军一部分被俘同志正向吴家寨子方向开来，已距我军不足五里。此时，贺晋年同志带领的断后部队离这股敌人已不足五里，离杨家园则的敌人不足十里，正所谓后有追兵，前有堵兵，面临着被敌人前后夹击的危险。很明显，此时请示刘志丹救援已经来不及了。贺晋年当机立断，决定在距吴家寨子几百米远的铺儿上伏击前方这股敌人，同时也做好了英勇就义的准备。因我军英勇善战，再加上熟悉地形，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敌人打的晕头转向，敌人前卫排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当了俘虏，后边的敌人不明我军底细，慌乱中丢下我军被俘同志撒腿就跑。此役我军共歼敌一百余人，俘敌近百人，缴枪九十余支，并救出了被敌押解的我西北工委委员赵通儒等同志。就在贺晋年伏击前方敌人的同时，从杨家园则追来的敌人已占领了吴家寨子，并猛烈地向红一团后尾部队射击。受伏击战胜利的鼓舞，贺晋年与战士们一鼓作气，带领部队猛烈反扑敌人，敌人也被他们的气势所吓倒，纷纷退守白家园、王家坪北山，与红军形成对峙状态。贺晋年乘敌人喘息之机，派通讯员迅速地向刘志丹报告了军情。刘志丹接报后，根据敌情变化，认为敌人既已走出杨家园则坚固工事，我军只要前后夹击，敌人必败无疑，遂令红二十七军一团在吴家寨子侧击敌人，并截断敌人撤往杨家园则的退路。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从冯家岔、蜜蜂峪出发，分两路向白家园山猛烈地开始了进攻。杨家园则守敌看到白家园山敌人被困，也倾巢出动，而我军乘机占领了杨家园则，然后以“包饺子”战术将敌人逼压在山沟里全部歼灭。此役总计毙敌营长以下50余人，俘副营长以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轻机枪24挺以及许多军用物资和弹药。就在吴家寨子、杨家园则战斗紧张激烈进行时，敌84师500团第三营和团属机炮连由绥德护送全团的粮饷、物资及军官家属回瓦窑堡团本部。当他们行至杨家园则以东10余里的马家坪附近时，被游击队、赤卫军牢牢地粘住。地方党组织一面遣人向刘志丹同志报告，一面组织人员继续围攻袭扰，牢牢地粘住敌人，使他们犹如笼中困兽，威风立减，焦躁不安。5月8日，从四面调集而来的赤卫军、少先队已达万人之众，将敌人围得水泄不通，尽管敌人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几次想突围，但仍然难以突破我游击队的层层包围圈。5月9日，刘志丹率主力兵团赶到，在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的配合下，向敌人四面发起进攻。犹如惊弓之鸟的敌人心理防线早已被我军阵势击溃，纷纷缴枪投降。此战敌人无一漏网，全营40余人毙命，450余人被俘，擒获百余逃亡地主和“铲共义勇队”，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军需物资400余驮，银洋数十万元。敌500团送来的全团军需以及部分军官家属，被我军轻易地照单全收。

西北红军三天三战，所战皆捷，震撼了敌84师整个防线。驻瓦窑堡之敌500团团长李少堂在惊恐之余立即撤回了驻安定县城和延川县永坪之敌，以加强瓦窑堡的防务，至此，安定县全境除瓦窑堡古城外均被人民政权所掌控，其分割秀延、赤源、延川、清涧的企图也成了一枕黄粱美梦。红军经过这几次胜仗后，大大改善了装备，积累了与正规敌军营级战术单位作战经验，越战越强。同时，这也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战役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它改变了陕北政治、军事斗争的整个形势，打破了敌人在我苏区内的封锁、包围，粉碎了敌人的“并村”阴谋，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受胜利的鼓舞，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在秀延县的玉家湾召开祝捷大会，既是对几大胜仗的祝捷，同时又总结作战经验，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

1935年5月10日上午，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在玉家湾胜利召开。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郭洪涛等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刘志丹代表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作军事形势报告，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争取“红五月打通陕甘边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巩固和扩大我军大踏步前进与大踏步后退的战场。会上还对郭洪涛回陕北后的错误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从而引起了郭洪涛对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不满，这也为后来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埋下了隐患。

1935年5月10日下午，吴家寨子、马家坪战斗祝捷大会在玉家湾隆重召开。此时正值陕北的初夏。这一天晴空万里，微风习习，玉家湾村打麦场上整整齐齐地排满了穿着军装、戴着由苏区妇女们缀了红五星的军帽、手持着崭新发亮的捷克式步枪的士兵，队列前摆着缴获的轻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气氛严肃而活泼，歌声嘹亮。会场边上，站满了穿着节日服装、脸上洋溢着喜气的苏区父老乡亲们，他们敲锣打鼓，手挥彩旗，欢天喜地为用自己心血培育的子弟兵打了胜仗而欢欣祝捷。事实上，这是陕北红军第一次穿上了正规军装，同时，也第一次领到了军饷，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才正式公布了谢子长已经逝世的讯息。

会议在数十名司号员齐奏胜利曲与轻重机枪齐鸣声中正式开始。会议开始前，刘志丹让国民党自动缴枪的俘虏站出来集中到一边，但连说两次，无人反应。后来，等国民党俘虏明白过来这是要优待自动缴枪的俘虏时，便接二连三纷纷站了起来，越站越多，往一起集中，刘志丹让他们坐下，接着用他那幽默通俗、富有哲理的语言向与会人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讲话中，刘志丹引经据典，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军集中红军主力歼灭敌营以上建制的作战经验。刘志丹情绪高昂地告诉与会人员：“杨家园则附近消灭敌人两个整营又一个连的胜利，意义是重大的，实践证明了我们以集中红军主力兵团寻找敌人突出部队，在调动敌人离开城寨、碉堡工事后，以我军神速行动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的作战战略是很正确的。我军今后应该巧妙地使用这一作战手段，消灭更多的敌人。”刘志丹神色庄重地说：“尽管这一仗打出了我陕北红军的威风与锐不可挡的气势，但这仅仅只是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良好开头。人常说老鼠拉木铣，大头还在后头哩，还有更大、更硬、更艰苦的仗等着我们去打哩。所以，全苏区军政、军民应休戚与共，相依为命，更加团结地服务组织领导，继续强化训练，戒骄戒躁。对补充的大量轻重机枪和两门炮，要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熟练使用，要向新补到部队有技术的阶级兄弟学习，要从俘虏中选择条件较好、技术较好的担任教官，善待俘虏，取长补短，不断提高队伍的综合素质。”最后，刘志丹高声问大家：“你们看这么办好不好？”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声顿时响彻玉家湾的整个沟沟峁峁……会上，刘志丹还把“少年英雄红一团”的锦旗郑重授予贺晋年，引起了会场上更为热烈的掌声。

玉家湾祝捷大会后，按照刘志丹优待俘虏政策精神，我军释放了被俘的国民党84师官兵900余人。这次大会是我西北革命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中召开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不但确定了以刘志丹同志为领导的西北红军所确定的正确作战战略，同时也纠正了“左倾”路线的干扰。正是在玉家湾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指引以及刘志丹同志的正确指挥下，我西北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7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使西北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红军主力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增至4000余人，并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了30多个县（比1942年陕甘宁边区还大），实现了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的战略构想。玉家湾祝捷大会之后，郭洪涛向北方代表写秘密报告，歪曲事实，诬陷刘志丹等西北军委领导人，从而引起后来西北根据地的错误“肃反”。

1935年7月，带有极左思潮的北方代表朱理治来到中共西北工委驻地，开始逐步夺取刘志丹等人的领导权，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撤去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之职，并开始了名震党史的“肃反”活动。在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主要领导刘志丹、高岗、杨森、习仲勋、杨琪、惠子俊等同志先后被捕入狱，“左倾”机会主义者已做好了对这批卓越领导者的秘密处决准备。

1935年10月19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听说了陕北抓人的事情后，马上派李维汉、贾拓夫等同志作为先遣队来到瓦窑堡制止“肃反”。

11月3日，在甘泉下寺湾，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听完相关汇报后，果断决定“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立即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2月13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瓦窑堡，当他听完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后，严厉地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至此，西北革命委员会的优秀将领刘志丹等人才真正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我西北革命的中坚力量才起死回生，也为后来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做了积极的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

如今，距离1935年已过去近80个年头，但那一年发生的各类事件，都已作为西北革命发展的重要史料而永载史册。从西北军委的成立、三战三捷至玉家湾祝捷大会，最后到党中央进驻瓦窑堡，每一件事都环环相扣——西北军委的成立与三战三捷是玉家湾祝捷大会的序幕，而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对“肃反”的叫停与对西北革命成绩的充分肯定则为玉家湾祝捷大会所确定战略的正确性以及历史功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魏向阳   作者系玉家湾镇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