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协武

1932年2月1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毛泽民行长领导下，工作刚刚有了一点基础的时候，一次重大的考验来临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国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不得不收捡起全部家当，由100多副扁担挑起随军走上长征路。途中，国家银行筹军饷买军粮，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红军胜利走向陕北，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贡献了自己应有的力量。

秘密金库贡献大

1932年4月，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占领了漳州。这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城市，侨胞和商家很多，还有一些官僚资本家，十分富裕。红军一方面没收土豪、军阀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的资金；另一方面动员民族资本和中小商户捐款资助红军。国家银行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四处奔走，日夜筹资。在红军的配合下，筹集到上百万元的银元、金银和珠宝。一部分运到瑞金作为国家银行的发行基金，一部分在临近瑞金的石城县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预防万一，以备急时之需。

由国家银行莫钧涛负责，在石城县烂泥垄村找到一个靠山的房子，紧靠房后的山坡上开有一个地窖。地窖前的这座房子，既可以掩护，又可以派人看守。毛泽民视察这个地窖后十分满意，决定在此建立国家银行的秘密金库。

为了保密，存库那天没有使用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要放入秘密金库的黄金、银元等财物，都由部队战士提前用麻布包好，放在扁担里，由一个排的战士轮流挑到离那间房子还有一里路的山下，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排的战士在莫钧涛的带领下趁着夜色挑进房子，存到房后的地窖里。莫钧涛在造册登记时，以黄酒代替黄金，白酒代替白银，一式两份，一份交毛泽民行长，一份受毛泽民行长委托莫钧涛自己保管。战士们用石块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伪装。第二天参与存放的红军全部撤离，另换一些战士在地窖前的房子内守卫。莫钧涛成了国家银行的总管理处处长，这个秘密金库的保卫工作就由他来分管。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时的经费，就是国家银行打开这个秘密金库，取出全部金银财宝，连同纸币，一部分发给各军团，以便在长征路上作为给养购买物资，剩下的留作国家银行备用。

100多副扁担挑起

国家银行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初，国家银行接到突围命令：十天之内，整装待发，把整个国家银行搬走。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干部组成中央纵队第15大队。有关领导指示，国家银行要把所有的黄金、白银、珠宝、红军票，甚至印钞票的石印机、铸币机等笨重物资也都要打包带走。理由是不能留给国民党一台机器、一张纸币、一个毫子。

东西被打点成160多副担子，配备了二百多名运输员。为了保证国家银行的安全，中央军委还给配备了由一百多名党员官兵组成的警卫连，随队行动。毛泽民担任十五大队大队长和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中央财政部部长林柏渠），主要负责整个红军的筹粮、筹款和全部供给工作。十五大队虽然是运输大队，没有战斗任务。但携带这么多的东西辗转在战斗之中，困难并不比战斗部队少。

国家银行启程时，辎重多的吓人。整个队伍如同“八抬大轿”，异常缓慢地向前移动。在敌人围追堵截的紧急情况下要保护好这么一个“大轿”，会使部队伤亡过大。在红军渡过潇水、准备渡湘江时，毛泽东说服那些当权者，纠正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错误思想，红军进行了一次轻装。国家银行不得不将费尽千辛万苦搞到的石印机和铸币机抛入水中，将纸张、油墨也沉入江里，整个队伍一下子“瘦身了”。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云贵高原大踏步地机动作战，国家银行不得不再次减掉一些担子，其中两担沉甸甸的铜板在土城战斗中被倒进了一口井里。过草地的时候，国家银行销毁了部分纸币。一百多名运输队员只剩下邱端阳和黄德泉两个班长担的两担黄金。

发行货币补充给养

遵义城一片繁荣景象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占领了遵义。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红军有了一次三个月以来难得的10天短暂的休整时间，急需补充一物资和照顾伤病员。贵州那时在军阀王家烈的统治下，通行的货币竟然是鸦片，买东西可以付银元，也可以用鸦片。可是红军的银元很珍贵，前路迢迢，要用的地方多着呢，怎么也不能用鸦片吧。若要发行货币，正在征战途中，不等纸币信用建立起来，说不定红军哪天就开走了，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在这里能流通吗？

红军没收了王家烈的盐行，掌握了一批食盐。贵州素来号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交通闭塞，食盐这样民生必需物资要靠从四川自流井运来。千里迢迢的山道运来成本很高，盐是非常值钱的东西。国家银行在毛泽民行长的领导下，决定发行纸币，以盐来支撑，定能实现流通。

于是国家银行在遵义天主教堂开始营业。红军把没收来的盐低价卖出。当地人都很穷，银元不多，红军又不收鸦片，只收国家银行的纸币。红军用纸币向老百姓采购物资，老百姓再用纸币买盐。纸币的信用树立起来了，市场一派繁荣景象。国家银行的同志在遵义的十几天里，除参加没收征发，保管分配工作外，都在紧张地进行纸币的发行和回笼工作。遵义是长征途中最大的城市，商店很多，因为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既可以买到市场上很缺的食盐，又可兑换成现大洋，所以大家争要“红军票”，商店齐开门,军需品得到补充。街上红火一片，红军战士手里存的零用钱，路上用途少，在此地都买点好吃的和行军必备的小物品。所以红军进城10天，全城活跃，极一时之繁荣。

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在离开遵义的头一天晚上，银行工作人员用现大洋兑回纸币，兑到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愉快地离开遵义，继续向前进发。

国家银行挑着

两担黄金胜利到达瓦窑堡

遵义会议后，红军1月下旬进抵川南，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敌人自然不会轻易让我军过江，他们沿江结集重兵防守，我军只好放弃渡江的计划，二渡赤水，迅速再占遵义。

15大队在第1次进入遵义前，编制就有所缩小，警卫连也因大部队的要求被调离。在第二次进入遵义后，15大队再次奉命进一步轻装，烧毁了大部分票子，埋掉了一部分毫子，所剩的担子也寥寥无几。这时毛泽民和曹菊如调离了队伍，由曹根全一人全权负责国家银行大队的工作。

时值红军再渡乌江后，我军声东击西，使敌军扑朔迷离。为了更加迷惑敌军，我军在贵州盘旋了一段日子。这时国家银行负责人之一的曹菊如因病编入伤员队，随“医院”行军一些日子后，又继续担负起国家银行的任务。他带着两担金子跟着突击队走,红军每天要以百多里路的速度行军,这两担金子只能给行军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深知这两担金子对国家银行、乃至全军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如何也不能丢弃。一路挺进云南，强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这两担金子也走过了这些崎岖的道路，见证了长征的伟大。

1935年9月，右路军的领导者毛泽东当机立断，坚持北上抗日，连夜整装，率领一、三军团向甘肃边境前进。15大队也因再次轻装要求，把最后一批票子也烧掉了。由于中途人员减少，15大队被撤销，曹根本带领银行的一部分东西，随林伯渠领导的总供给部队到达阿西。

抵达阿西之后，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和随军的担子都要进行重新整理，除毛泽民外，财政部和银行分散在其他单位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连同曹菊如和那两担金子，都被调集到林伯渠的总供给部队中，于1935年11月，到达长征的最后目的地陕北瓦窑堡。曹菊如和邱端阳、黄德泉担的两担金子同时到达。

银行工作人员参加长征的共14人。吕汉勋、刘建棠、章水柏、张达远、一名总务科长和一名马夫的忠骨埋在了长征途中。到达陕北的有毛泽民、曹菊如、黄亚光、曹根全、田希钧、任远志、郭金水和莫钧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达瓦窑堡后，与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合并，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毛泽民改任国民经济部部长，林伯渠兼任国家银行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继续在革命根据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本文参考资料：

1、莫钧涛在国家银行的日子《新民晚报》10.2莫小涛。

2、红色金融的奠基人——毛泽民，《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一期、熊亮华。

3、曹菊如：半世艰辛厚民生，《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二期，史蔓丽。

4、长征中的红色金融《中国金融家》2006年第10期，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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