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丹县老促会

西北红军的创建和西北根据地的发展，无不凝结着刘志丹舍生忘死、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心血，从1931年他亲手缔造南梁游击队，到1935年西北红军与红二十五军合并为红十五军团，刘志丹总是胸怀大局，竭力维护团结，不计个人得失，以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为西北革命力量的壮大，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一

1929年4月，刘志丹在红石峡陕北特委扩大会上，被选为特委军委主席，主持特委工作。他认为：只有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才能发展壮大革命武装，才能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久，他要求到国民党队伍中做“兵运”工作，辞去了在陕北特委的职务，回到家乡永宁山，和党小组成员一起联合进步人士，夺取了县民团的领导权，发展进步青年，把一支反动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武装力量。

之后，他屡次打入军阀队伍，伺机兵变，都没有成功。刘志丹又回永宁山，经过周密部署，抽调党团力量和县民团中的进步青年，于1930年10月1日冒险奇袭甘肃太白镇国民党第24营，缴枪50余支，骡马70多匹，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装，编为两个中队，建立了党小组，在安塞、保安、合水一带活动，消灭地主武装，又在志丹瓦子川休整，加紧军事练兵。同时抽出部分枪支给赵连璧、同守孝，让他们在南梁一带发展武装。1931年初，刘志丹率部到合水与赵连璧、同守孝发展的武装会合，先后在固城川、倒水湾对队伍进行了整编，9月份正式改称南梁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共300多人，一支由我党领导的独立的革命武装终于诞生了，从此，陕甘的武装斗争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与师储杰的护商队会合，转战来到南梁。根据省委指示将两支队伍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共700余人，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在正宁县三嘉塬整训过程中，个别领导人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在整训列队大会上突然动手，枪杀了中队长赵连璧，打伤多人，缴了原南梁游击队员的枪支，制造了“三嘉塬事件”。导致师储杰护商队出走，大批战士离开了队伍，红色武装力量锐减至200余人。刘志丹心情非常沉重，但是他以大局为重，仍然积极工作，帮助将队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二）

1932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面对国民党调集数个旅，大举“进剿”陕甘游击队的严峻形势。刘志丹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在半个多月时间内，进行战斗九次，八次获得胜利，取得了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多支的辉煌战绩，粉碎了敌人的进剿，游击队迅速发展到1500多人，革命声势日益壮大。

这年冬天，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人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梢山主义”，污蔑他们有“反革命阴谋”，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的领导职务，派谢子长、阎红彦到上海“受训”，虽然把刘志丹留在部队，但不予重用。面对无情打击，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心地坦荡，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上积极协助团长、参谋长，全心全意地维护部队的团结。1932年12月，陕西省委常委杜衡来到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召开大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杜衡兼任军、团两级政治委员。

红26军成立后，原决定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加之习仲勋、李妙斋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地活动，而且1933年3月8日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但是，由于杜衡大权独揽，听不进正确的建议，不顾实情，一味蛮干，强令红2团开到关中去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在蓝田激战数日，弹尽粮绝，刘志丹带领十多人冲出重围，靠野果充饥，辗转前行，回到了照金根据地。这时候王泰吉在耀县起义，率部进入照金，大家把队伍集中起来，总结了失败教训，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此时，国民党集结四个团和六个县的民团共6000多人，向照金发起猛烈进攻。杜衡又叛变投敌，省委也被破坏，在强敌进攻下，我军主动撤出照金，革命处于危险关头。

在刘志丹的提议下，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的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作出了重大决策：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划分以陕北、南梁、照金三个游击区，相互策应。同时决定恢复红26军，先成立42师。合水包家寨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标志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组织和红军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不再受左倾主义的干扰。

（三）

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成立，习仲勋任主席，革命形势轰轰烈烈，对此国民党极为不安，遂调集陕甘两省反动军阀一万多人马，对南梁根据地反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红42师党委及时在华池寨子湾召开会议，选举刘志丹担任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命令地方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坚守根据地，他率红26军主力，经七个多月的迂回转战，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的广大农村，十八个县份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边区得到巩固。

这年7月下旬，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召开了两地特委联席会议。刘志丹在会议上推举谢子长担任红26军42师政治委员，并且派出红3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敌人，又调拨100枝枪和几百块银元，解决陕北游击队的困难，使陕北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发展。

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荔园堡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建立了一系列群团组织，颁布了政策法令。创办了苏维埃银行，发行了货币，增设了集市贸易，各乡创办了列宁小学，使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广大农民在新分配的土地上勤耕细作，过上了平安康泰的新生活。

1934年底，刘志丹率红2团北上，探望了辗转养伤的谢子长，按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建议，俩人就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达成了共识， 1935年2月5日，陕甘边和陕北的党组织在周家硷召开联系会议，决定两支队伍组成主力兵团，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当选军委主席，兼任敌前总指挥（2月21日谢子长逝世），统一指挥红26军和红27军，着手粉碎国民党调集陕、甘、宁、晋正规军4万多兵力对根据地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鉴于严峻的形势，刘志丹以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西北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连战连捷，所向披靡，歼敌50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还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等六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使根据地扩大到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庆、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1935年7月3日，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迁往永坪镇，统一指挥西北革命斗争。至此，西北根据地成为全国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根据地。

（四）

1935年夏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为主力的十多万兵力，开始部署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时候，从鄂豫皖转战而来的红25军，来到了陕北边界，刘志丹知道后非常高兴，亲自起草了动员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欢迎红25军到来的通告，还派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席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豹子川迎接。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师后，在中央驻北方代表朱理治、聂鸿钧等人主持下新成立了陕甘晋省委，将红25军、26军、27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在反击国民党10大军“围剿”的紧要关头，立刻开始了错误的“左”倾路线肃反活动，诬蔑刘志丹同志“右倾”，进而诬陷他是“右派”，“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最后干脆给他戴上“白军军官”、“反革命”的帽子。原红26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抓捕，200多人惨遭杀害，根据地一片恐怖。“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也发出了逮捕刘志丹的密信，刘志丹被逮捕入狱，戴上手铐和脚镣。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及时纠正了错误“肃反”，把受诬被捕人员全部释放。刘志丹没有计较个人的委屈，一再劝慰受害的同志们要以大局为重，并让习仲勋转告受迫害的同志：“过去的事情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相信党中央，要听从中央，到各自岗位上积极工作。”

1935年底，中央决定以地方游击队组建红28军，任刘志丹为军长，率部过黄河作战，配合主力红军东征。这时候，被陕北错误肃反冤屈的同志们还戴着“右派”的帽子，没有得到平反。当刘志丹带队伍来到神府的陈家坪，和老战友张秀山见面了，俩人睡在一起谈工作一直到深夜，提起陕北错误肃反，刘志丹很激愤，说：“我们到底是不是‘右’派反革命，在战场上让他们看！党中央毛主席总有一天会把这些事情搞清楚的。” ② 刘志丹率军渡过黄河后，一路英勇激战，以行动证明着自己的清白，不幸在4月14日的三交镇前沿阵地中弹牺牲，年仅33岁。

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爱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