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真镇地区于一九三五年前归甘泉县管辖。包括南泥湾、九龙泉、金盆湾等地，东、南和宜川县的云岩真、雪白村交界；北边和延长县的二区交界；西边和原肤施县及现在的延安县接壤。在旧社会由于地域辽阔，交通不便，不好管理。因此，在临真镇设立县佐政府，县佐官等于副县长级，他有独立的审判权，但又直接归甘泉县统一领导。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杨森师长的骑兵团解放了金盆湾、临真镇、云岩镇、北直镇等地，七月份成立了红泉县苏维高双成和地主官僚长期剥削压迫以及国民党繁重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如营业捐、家畜捐、农业捐、盐运捐、盐销捐、商人捐、粮食捐、地捐、羊捐、皮捐、屠宰捐、磨坊捐、烟草税、酒捐、烟捐、印花捐等等。差不多没有一种用品，一种生产品，或一种营业是没有税捐的。除此之外，人民还负担一种民团经费、驻军经费（马草、马料、军队吃粮）。民团又是保护地主、官僚、资本家和镇压人民的一伙地痞流氓。老百姓在此残酷剥削和压榨下，家贫如洗无法生活。临真镇一个小地方，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四年，经常驻扎国民党高双成的一个骑兵营、一个步兵连。广大群众在官僚、地主、军阀剥削下，处在大饥饿的威胁中，但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军需供应是少不了的。

二、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声势浩大的一九三三年临真镇农民反暴政抗捐抗税运动的情况。在封建地主、官僚、土豪劣绅的反动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和庞大的军事费用残酷剥削下，不少群众变卖田地破产渡荒，怎样能负担起沉重的捐款呢，但是反动派决不管人民的死活，派出反动民团和他们的走狗到各村催粮催款，缴纳不起的就棒打绳拴，关进监狱。一九三八年三月，甘泉县伪县长刘学海亲自出马，带一批走狗气势汹汹的到临真镇催粮催款逮捕群众。有一天临真镇逢集赶集的群众人山人海，刘学海带着反动走狗抓人捕人逼粮逼款。在人民无可忍受之下，自发的反暴抗捐。农民党白玉、孙喜堂二人高呼“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大家都到衙门去找刘老爷（刘学海）

坐班房去（拘留所），他这一号召，成千上万的群众蜂拥而上，冲进临真镇县佐衙门，致使刘学海失魂落魄，吓破了胆，狼狈不堪，带上官僚狗腿，从衙门后院越墙逃跑，群众打开监狱放出被关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拍手称快。这次群众性的反暴抗款运动，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斗争觉悟，增强了同反动派斗争的信心。

一九三四年，甘泉县伪县长，又派催款委员马崇刚（他是甘泉团总马兆仁的儿子）带了几个民团又来临真镇催款。有一天在街上抓人，被石律看见，巧遇那天也是逢集人多，石律就大喊大叫，赶快救人，民团又抓抗款的人，群众一拥而上，把马崇刚的民团赶得鸡飞狗跳，马崇刚也被赶得钻进学校。不久便灰溜溜的跑回了甘泉县城。也显示了群众在革命斗争中抗粮抗款的积极性和群众的威力。

三、刘志丹同志率领红军攻打临真镇的反动军队

一九三二年的五月，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约八百人左右，袭击了高双成驻临真镇的一个团部和两个连，团长姓张，外号叫张胡子。一天的中午，红军突然占领了临真镇的北山和南寨子山头，掩护红军大部队向西南进攻。但是，事前被敌人发觉红军的行动，敌人又有坚固的防御布置，因此红军没有攻进去，被敌人的炮火压下来，有几位红军战士负了伤，牺牲了两位红军战士，敌人把牺牲的两位战士的头割下来，挂在临真镇的东门外槐树上示众，但广大穷人从内心反映出对革命英烈的悼念和对敌人的憎恨。红军撤退后，当晚住在庙塬村和木瓜崾崄村，我当时在木瓜崾崄村当小学教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了穷人的队伍，可敬可爱的红军。他们的生活极为艰苦，晚上大多数睡在打庄稼的场上，麦秆、包谷秆当铺盖，也有睡在群众的土窑洞里硬炕上或地上。我们学校也住了红军，他们吃的都是土豪劣绅的粮食，穿的和老百姓一样都是粗布衣。每个连队都有一面红旗，中间印有斧头镰刀。武器很杂，有步枪、花筒冲锋枪和大刀。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真是秋毫无犯。攻打临真镇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是一次失利的战斗。但政治影响是非常大的，广大群众第一次看到了或听到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看到了红军写的标语、传单，是打倒土豪劣绅的，取消苛捐杂税，铲除高利贷，镇压贪官污吏。群众知道红军的总指挥是刘志丹，群众提高了觉悟，向往着红军的到来、盼着解放。红军离开临真镇后，到宜川县的鹰儿窝，歼灭了国民党八十六师一个补充营，缴获枪二百余支，获得了很大的胜利。穷人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暗中议论，从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四、红军在道草铺杀死甘泉县政府的视察员

一九三四年，临真地区的群众听说甘泉县附近经常有红军活动。特别是一九三四年的七月，甘泉县的伪政府视察员袁柏桐到甘泉县南，三十里路的道草铺镇，视察烟亩，征收烟款，被红军游击队捕捉，立即处以极刑杀死在道草铺镇。                  袁柏桐是河南人，在临真镇高小，任教师十多年。一九三三年冬，被调甘泉县政府当视察员，一九三四年就被红军按贪官污吏枪决。这个消息传到临真镇，也有很大的震动。致使反动民团和一些贪官污吏下农村催收苛税和烟款也得小心行事。群众也盼望红军能早来临真，那些坏家伙就不敢来要苛捐杂税了。

五、革命的大好形势从天而降

一九三五年的二月二十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率领的骑兵团采取了长途秘密奔袭和偷袭的办法，在天亮时消灭了金盆湾以西60华里的陈子沟民团10多个人，中午又赶到金盆湾，消灭民团20多个人，天刚黑的时候，又偷袭了临真镇的民团，消灭了团匪30余人，团总头子牛金钊回家了，没有捉住。当晚又砍死了土豪劣绅石华和石龙。我当时在临真镇以东20华里泛儿村，任小学教员，二十一日早上九时左右，我和学生都站在学校外边，迎看着威风凛凛的红军骑兵团，中午骑兵团又赶到宜川县以北的云岩镇，消灭了民团几十人，晚上又赶到郊里镇，消灭了民团10多个人。以后又消灭了宜川县的北直镇的民团，神速飞奔的骑兵，一个小时跑几十华里路，事前敌人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当他们知道了，已措手不及，红军就在面前了，只有缴械投降。红军每到一处从四面八方全部包围，严密封锁来往人员，只准进不准出，因此消息传不出去。杨森师长的骑兵团在两天的时间里，奔袭200余里，拔除了陈子沟、金盆湾、临真、云岩真、郊里真五个反动民团的据点，彻底干净消灭了五个点的地富反动武装力量，解放了东西200多华里，南北100余华里的广大地区和10余万被压迫的贫苦农民。为建立红泉县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巩固的基础。为了巩固苏区，杨森同志又多次率领骑兵团到宜川县，葫芦村寨子，北直镇等地打击敌人。杨森同志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根据杨伯伦同志的回忆：杨森同志是陕西乾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和职业学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革命工作，一九三一年党派杨森同志到陕北搞革命武装活动，从此他就参加刘志丹领导的西北反帝同盟军。一九三二年改编为红二十六军。杨森同志先后任二十六军42师的团政委、师长、师政委，以及后来的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杨森同志曾在多次激烈的战斗中，在关键时刻，都是脱下上衣，手提轻机枪，率领战士和敌人白刃肉搏，取得了胜利。一九三六年初，毛主席、周副主席领导红军东征时，刘志丹、杨森也是参加东征的。在完成任务返回陕北途中，中央决定由杨森同志领导的二十八军作后卫部队，掩护党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红军主力先渡黄河，因敌人大力追赶，当二十八军要渡河时，黄河上的渡口被敌人占领，我军被包围，杨森同志坚定沉着，毫无畏惧。又一次脱掉上衣率领战士反复冲杀三个多小时，因敌众我寡，终未冲破包围，一千多战士大部分伤亡，他自己身负重伤，壮烈牺牲了。杨森先后负伤七次，在他牺牲时，脑部的子弹还未取出。杨森同志是一位无产阶级坚强的先锋战士，是红二十六军有名的勇将，他具有革命的崇高品质，是陕北革命中的一位富有威望的领导者。他对陕甘苏区的创建、巩固都有卓著的贡献。

六、红泉县苏维埃政府的诞生

一九三五年初， 刘志丹部杨森骑兵团解放了原甘泉县管辖的南泥湾、金盆湾、麻洞川、临真镇、宜川的云岩真、郊里镇、北直镇等地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地富反动武装，为建立人民政权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阳历五月三十日），刘志丹率领红军二十六军主力打开延长县城，歼灭守敌八十四师一个骑兵连和延长县的民团，石油厂的矿警队共600多人。缴枪600余支，战马170余匹，团总李明武、大豪绅刘相成和临真民团团总牛金钊以及延长二区团总李连升都被镇压。红泉县也有了巩固的后方。

当时东地区委员会决定成立红泉县苏维埃政府。政府住址，临真街伪团总姬延寿的大院里。红泉县委住址设在临真镇东窑台地主牛向达的大院里。一九三五年七月正式成立了红泉县苏维埃政府。召开了有游击队、赤卫队和广大群众1000多人的大会，由马文瑞、奚玉山、胡志禄同志讲了话，主要讲革命形势和斗争的任务，揭露和控诉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的罪行，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先是奚玉山同志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后是刘大才同志（二任），姚海亮（三任），周志俊同志（四任），秘书宋帮直；政府下设五个人民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会、文化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会、保卫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

红泉县县委书记先是马文瑞同志兼（马文瑞当时任地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群众都叫他马主席）。后来是苏保全同志，组织委员白步洲同志，宣传委员韩相吉同志，县委委员会的委员:白步洲、韩相吉、姚海良、郭锡荣、胡志禄、刘大才。少共书记刘明忠，妇女委员会余桂花。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机构有些调整。刘大才被王明左倾路线在肃反逮捕后，由姚海良任苏维埃主席，县委增补副书记肖金苟，白步洲调富甘地区，韩相吉任组织委员，李笃信任宣传委员，白玉清由三区调任县委秘书。

红泉县管辖四个区。一区为金盆地区；二区为麻洞川地区；三区为临真地区；四区为云岩地区。三区苏维埃主席徐海堂同志，后被左倾路线杀害，区委书记白玉清、组织委员肖兆清、宣传委员高山（也被左倾路线杀害）。四区区委书记李文林同志被敌袭击四区时杀害，以后四区变成游击区了。

红泉县过去贫穷、文化落后称不毛之地，没有党的基础，临真地区没有一个党员。因此政权建立后，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是红泉县党的组织力量开始大发展时期，由薛昌、兰作选介绍白玉清和王安帮同志入党，入党后我们又先后介绍了李成德、王致中、王世荣、穆俊显、白兴汗、刘德荣、乏立忠、高清林、高振升等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三个党支部举办了党员训练班。一九三五年八月第一期党员训练班，是在北苏村举办的，由白步洲同志讲党课，当时没有教材，更没有马列书籍，主要讲党的纪律；党组织的秘密；党员的模范行动；交纳党费；什么是左倾，什么是右倾。第二期党员训练班是九月份，在黑舍窑子村进行的，由白玉清主持，当时主要是为农村划分阶级成分和打土豪分田地作准备。是先在划分阶级成分作试点，由于当时觉悟、政策水平都很低，有些政策界限也弄不清，如把中农定为富农，把富农定为地主等等。但是正巧学习班开始，强自修同志（陕甘苏区特委巡视员）来巡视工作，强自修同志亲自讲课，内容讲的是：什么是雇农、什么是佃农、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什么是高利贷者、什么是地主、土豪、劣绅等，各种成分用什么政策对待，讲的非常具体细致，态度和蔼亲切，耐心地教育大家，大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在政策觉悟上提高了一步。会后在太福河召开了群众大会，斗争了富农李老四，群众分了粮食衣物、牛羊等。又在黑舍窑子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斗争了劣绅刘正兴（任过伪保长），把家里的东西基本上都分给群众了。从此，在划分阶级成分和分配土地斗争中都基本上明确了政策。

同时，工会、贫农团、妇联会、少先队、赤卫队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发展起来。上述组织都是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以后在土改运动的基础上建立的。使其能够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特别对赤卫队训练抓得更紧。

赤卫队的组织活动，基本和红军组织相同。有大队部、中队部、分队班的组织。大队、中队领导干部都是脱产的，设有军务、总务、财务、秘书等人员。赤卫队队员是轮流训练，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如后勤工作，担架，维持地方治安，监视地富的破坏活动，盘查放哨，看管犯人，配合政府斗争地富恶霸。通讯联络，它是红军和游击队的后备军。武器，有少数几支步枪和土枪、大刀，主要是红缨枪每人一支，威风凛凛的。

七、红泉县的武装力量情况

杨森师长骑兵团解放金盆湾、临真镇等地区后，由二十六军的许克昌同志负责成立了六支队，当时只有20余人，10多支步枪，以后又改编为12支队，人员扩大到六、七十人，队长还是许克昌。到一九三五年九月间，许克昌调东地区委员会工作。12支队改编为红泉县独立营，营长王中阳，教导员李清伍。还有甘泉县的五支队也经常到红泉地区活动。还有延长解放后发展起来的红军18支队，队长李万胜，政委肖庆时，由几十人发展到300余人，是红泉县和红宜县的主力军。以后改编独立营，在一九三六年初编到红军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政委谢松，政治部主任甘胃汉，也经常活动在红泉、红宜两县边境，也到敌后的白水县，合阳县韩城等县游击。有时回到红泉县驻地临真镇整休一两个星期后，又到敌后游击，打击敌人，保卫苏区。

八、李富春同志来红泉县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李富春同志来红泉县所在地临真镇。召集红宜县、红泉县活动分子会议。红宜县出席的是黑志德、闰自尊同志，红泉县出席的是苏保全、韩相吉、白步州。我当时是县委秘书，负责会议生活，但我也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会议开了三天，传达了一天，讨论了一天半，最后李富春同志作了小结。会议中心是：传达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问题”，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同志充分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了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等，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讲了许多政策问题。对我们鼓舞极大。腊月三十日结束会议，大年初一李富春同志就动身回瓦窑堡。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天下着鹅毛大雪，真是冰天雪地冻得人发抖，李富春同志走出门外，风雪吹进他的裤腿里，他回来向我要了一根麻绳，绑着裤腿。说了句很风趣的话：“今天是大年初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腿上绑着麻绳赶路，有人看见一定会说，这人不是爹死了就是娘死了”。这话我记忆犹新，也想到了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毫无自私自利之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九、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又派李一氓同志于一九三六年三月来红泉县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就住在县委会，有半年多的时间，收效显著。他把苏区印的“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小本子设法运送到东北军内部传阅。“打回老家去”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好，文字不长，但生动、说理透彻有力。并说明可爱的东北三省，矿藏丰富、土地肥沃，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三千万爱国同胞遭受日本鬼子屠杀和摧残，广大姐妹们被鬼子奸污蹂躏。而蒋介石卖国贼执行一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把二十万东北军调到关内，打抗日的红军。我党提出联合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联合起来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号召。这本小册子，看了无不使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加深对蒋介石卖国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东北军的官兵看了，从内心反映出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激烈感情，愿意和共产党、红军联合抗日，收复失地的愿望，抗日的激情，更是无法形容。李一氓同志派人到东北军内部做联络工作，开始是秘密的，后来逐渐半公开了。运出去的是“打回老家去”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小册子宣传品。从东北军中运回苏区的却是电池、文化用品、国民党的报纸和军用物资。

所有这些以及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形成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都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当时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正确的，因而工作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十、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红泉县内部的“肃反”所造成的恶果

在刘志丹同志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在一九三五年夏天，反围剿斗争中，先后解放了杨家园子和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陕甘苏区出现了一片大好形势。九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陕北苏区，受到陕甘苏区广大军民热烈地欢迎。随即由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组成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刘志丹同志指挥下，为迎接毛主席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并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指令东北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奉命到陕北苏区，推行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的身份，聂洪钧以上海临时中央局来西北代表团成员身份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者、执行者郭洪涛（陕甘晋委副书记），还有曾在鄂豫皖苏区积极执行“左倾”错误肃反路线、错杀革命同志，犯有严重错误的戴季英（任西北保卫局长）错误地给陕甘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加上“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稍山主义”、“富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作为内部肃反的依据。首先向陕甘边区政府和二十六军首脑机关开刀。先后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许许多多的领导同志和一般干部。到十一月初，戴季英亲自带一个手枪队四、五十人，来到红泉县临真镇。紧急通知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我当时任红泉县三区区委书记），我天黑赶到红泉县委驻地--东窑台牛家大院里，发现到处布满了岗哨，戒备森严。晚上马文瑞同志主持会议，介绍了许克昌同志（负责东地区财政工作的），介绍了红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大才同志和宋帮直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刚介绍完，戴季英叫了一声，进来10多个手枪队员将马文瑞、许克昌、刘大才、宋帮直四位同志五花大绑起来，每个人头上戴了缝好的黑布，只留有两只眼睛看路，别人认不出是哪一个，关押在临真小学校的房子里，审讯了两天后就带走了，干部和群众都听到他们被严刑拷打的惨叫声。在临真镇戏台前召开群众大会，戴季英亲自讲话，给年轻有为、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马文瑞等同志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同时填表审查干部，凡是三代之中，是地主、富农、豪绅的，都列为清洗对象。这样扩大了打击面，临真镇一夜之间有20多户商人及稍富一点的群众逃跑躲避到南山稍沟里或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农村靠边境线的也是如此，如木瓜崾崄村有20多户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跑光。甚至领导干部也是惊慌万状。红泉县委书记苏保全，宣传部长韩相吉、组织部长白步州，名义是分工下乡检查工作，实际是暂时躲避抵制。恐怖气氛相当严重，党委、政府、机关都基本瘫痪了，各项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甚至有些人怀疑红二十五军是假红军，真白军，局面变得十分混乱，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幸有毛主席党中央长征来到陕甘苏区，知道这一惊心动魄的消息。立即发出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喜讯传来，人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不久传来了毛主席党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迅速纠正了朱理治、郭洪涛、聂洪钧、戴季英等积极推行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肃反中的错误。释放被冤案关押的同志，撤销了聂洪钧、戴季英等的职务。一九三七年，马文瑞同志还回到原红泉县所在地临真镇和广大干部见了面。群众、干部看到马主席回来了，都欢欣鼓舞，都争先恐后地来看望问安。

十一、敌人围剿、形势危急、独立营叛变

一九三六年秋，卖国贼蒋介石命令东北军，驻宜川的东北军部队进攻围剿苏区，当敌人进到云岩镇（距红泉县的临真镇30华里）时，县委及政府召开了领导骨干会议，研究转移方案，县委书记苏保全、组织部长韩相吉、宣传部长李笃信，苏维埃县政府主席周志俊、独立营营长王中阳、教导员李青伍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转移地点是延长县二区的沙滩农村，县政府先走，县委后走，独立营守卫边境或转移游击。由于王中阳、李青伍都是参加过“哥老会”的头子，在旧社会赌博，游手好闲的政治上不纯分子。在会后第三天，政府还未转移时，独立营叛变。独立营就住在县政府的伪团总姬延寿的大院里，叛变分子收缴县主席周志俊同志的枪时，遭到周的反抗。当场就把周志俊同志枪毙，并打了许多枪，把县政府的人员也裹进去，开往南山当了土匪，当时被裹进去的还有陕甘特委派来巡视工作的李景林同志和县委书记苏保全同志，因为他们都是在政府的大院里。不久李景林、苏保全同志都跑回来了。独立营叛变后，没有任何抵抗力量了，几天之后东北军进驻到临真镇。随后，土豪、劣绅姬延寿也回到临真当了反动民团的头子。不久就暴发了震动世界的西安事变，张、杨二将军扣留了蒋介石。党中央毛主席立即派周总理为中共代表团，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东北军从红泉县全部撤去了。只留下姬延寿十几个反动民团。我红军团长白寿康同志率领红军进驻红泉县临真镇，收复了全县。姬延寿所领导的民团窥视到形势与他们不利，在一天晚上逃跑到南山当了土匪，但我军早有察觉，暗中侦察监视着姬延寿，因此姬没有跑掉，被我军逮捕关押。

反动民团和叛变了的独立营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政治土匪。经常在金盆湾、南泥湾、九龙泉和甘泉、鄜县一带活动。专门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扩大势力，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去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当汽车行至森林茂密的九焰山时，突然遭到这股土匪的袭击，几名战士壮烈牺牲，司机负伤，周副主席英明果断亲自指挥，击溃群匪，方得安全脱险。这股土匪罪恶滔天，激起我党、政军民的愤恨。边区政府决定派部队清剿。很快派出精锐部队，弄清敌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股土匪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了。把民团头子姬延寿，叛徒、土匪头子李青伍等匪首，分别在临真镇等地召开公审大会，揭发控诉了他们的罪行，立即枪决，为人民解除了心头大恨，群众欢呼胜利。

十二、撤销红泉县、红宜县，成立固临县  

一九三七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撤销了原土地革命时期的红泉县和红宜县，把这两个县合并为固临县。县址设在固州村，黑志得同志的大院里。固州村在高原上，因吃水不方便，于一九三八年底，固临县址搬到赵家河，因住房困难，挖了许多土窑洞。固临县下辖四个区，庆原区、安太区（原红宜县）、临真区、金盆区（原红泉县），县委书记原是高峰同志，二任是赵建基同志，三任是杨成森同志。组织部长先是古国英，后是薛占财，宣传部长陈明，妇联主任黎明。县长原是刘齐家，二任赵建国，一科长李岐山，二科长原是冯思第，二任白玉清，三任王志巨，三科长胡永清，四科长杜振清，裁判员白炳明，书记员高思爽，保安大队长宋飞。固临县的建立一直坚持在八年抗战和四年的解放战争中，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做出了显著成绩。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根据形势的需要，陕西省在区划工作上作了调整，撤销了固临县。

白玉清回忆

宝塔区老促会整理

2017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