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家窑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家窑。李家窑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它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

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4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5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战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会失败？主要原因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体现在军事路线上就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

湘江之战的惨痛损失极大地震动了中央领导层与广大红军指战员，红军战士悲愤交加。他们开始反思中央的指导路线，但是并不系统，也不清晰，在思想上还处于迷茫的状态。尊重知识分子是中国人的传统，在那个年代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尊重、迷信的崇拜，因此，真理究竟在谁手中？是在那些留洋回国、学过马列本本的“海归”手中，还是在重视研究中国实际的革命家手中，很多人是比较迷茫的。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思想的危害，他认识到要解决思想问题、肃清思想迷雾、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党发展壮大，必须借助于哲学。因为只有哲学分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使大家明白事情的真相与本质，只有哲学分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主观方面的原因来看，“两论”可以说是毛泽东的发奋之作。毛泽东虽然不是出国留洋的“海归”，但是他喜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深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对革命的思考、对实际情况的调查使毛泽东经常可以提出正确的革命意见与方法，但他的正确意见经常不被采纳，他本人也经常遭到打压，还被戴上了“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的大帽子。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凯丰讥讽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打仗。说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挖苦和讽刺。王明、博古等留苏领导人确实都熟知马列原理，尤其是王明，他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掌握俄语，直接用俄语向米夫等人汇报思想，深得米夫器重。王明口才极佳，天生擅长演讲。在延安时，王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做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嗜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地阅读，天才般地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和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作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家窑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它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

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奥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三四十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地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房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

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骅、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

“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心、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作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它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它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它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

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不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