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在延安抗小任教员。这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火盆似的太阳烤得大地滚烫滚烫的。当时我们学校师生员工正在午休，学校里异常安静;唯有山洼树枝上的知了，好象赛嗓门似的，“嘶啦——嘶啦”地叫个不停。

我们班上有个学生生病，午睡时我给他喂完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我索性爬起来，批改作业，估计快到起床时间了，我就夹着作业本，匆匆走下山坡，准备到教室里去。

这时，从山坡下走上来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头戴草帽，身穿已经洗得发白了的灰粗布衣服，他在老远处就向我连连招手。

我心中暗想：这么大热的天，又是午休时间，谁有什么急事来这里呀?当我疾步走到那人跟前，不禁一愣：多么面熟啊!咦，这不是少奇同志?!我真是又惊又喜，一时手足无措，只是拘谨地向他行了一个礼。

他满脸笑容，一边伸手和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我是刘少奇，来学校看看。”他说着，又把我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问道：“你是学校的教师吧?”我赶忙回答：“是呀!”少奇同志乐呵呵地说：“噢!这么说来，你还是个‘猴王’吆!”少奇同志诙谐风趣的话，把我逗得笑了起来，拘束紧张的情绪也一下子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去把校长请来吧?”我说。

“不忙，现在正午休，先别打扰他。”

少奇同志这么一说，我心中不禁思忖：少奇同志日夜劳累，还冒着酷暑，来学校看望我们，我们少休息一会又有什么关系呢？

院子里连一丝风都没有，又闷又热。我劝少奇同志到教室里坐坐，他不肯，说要随便走走看看。他在院子里边走边问我叫什么名字，哪一年开始当教师的，代什么课程，娃娃们好管不好管。还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想不想家。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还告诉他：我们和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整天生活在一块，老师爱护学生，学生尊敬老师，师生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大部分教师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工作是安心的。

少奇同志点头含笑说：“热爱自己干的工作，才能钻进去，才能干好哟!”他沉思了一下，又爽朗地说：“小学是基础教育，小学教师是基础工程师，你们要教好孩子，当好‘猴王’，为革命培养后代，为将来的新中国培育人材!”

我听了少奇同志对小学教师工作的高度评价，心里热乎乎的。我激动地说：“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今后还要勤奋学习，搞好工作。”

少奇同志赞许地说：“学习很重要，什么本事都是学来的。教师不但要继续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掌握教育的科学规律，譬如新道德观的培养，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民主管理，儿童生理，心理学……这些都要很好地研究，认真地学习。你说对不对呀?”我说：“是的!要学的东西确实很多很多啊!”

少奇同志突然又问：“有个叫崔荣的小朋友你认识不?”我回答说：认识!他是个生在朝鲜，长在中国的朝鲜孩子。”他又问：“这个孩子在学校里表现怎样?”我告诉他，听说这孩子是父母亲在监狱里生的，个性比较倔强，过去爱和同学们打架。现在，在教师的耐心教育启发引导下，进步很快，还被选为学生服务团团长和生产劳动课木工组组长，学习成绩也提高很快。少奇同志听罢，欣喜地说：“不能小看孩子，孩子有了缺点要善于启发引导，只要教师把他们的精力和智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他们就能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情来的。”

接着，少奇同志关切地提起项英烈士的孩子阿毛。他问：“阿毛晚上还尿床不尿床?”我说：“这孩子过去每天晚上都要尿床，特别是冬天，两个褥子轮流烤、晒都替换不过来。后来经他们班韩老师下功夫摸索出他尿床的规律，每晚按时叫他好几回，慢慢养成了习惯，能做到自己醒来小便，尿床的毛病逐渐改掉了。”

少奇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好!这样的老师是好样的！”

我还说：“阿毛在各方面都有了进步，他姐姐说，‘阿毛正由毛毛虫变花蝴蝶哩!’”少奇同志点点头，爽朗地笑了。

少奇同志还详细地看了孩子、老师们办的墙报，当他看到一个孩子写打木瓜时踏坏了老乡的几棵庄稼，去给老乡赔情道歉的事后，他语重心长地说：“让孩子们牢记：他们是延安人民用小米把他们养大的，要永远尊敬老百姓，热爱老百姓……。”他又走到几个教室看了看说：“窑洞做教室，光线不好，你们要设法保护好孩子们的眼睛……”

这时，校长得知消息，兴奋地赶下山坡，来到少奇同志身边。少奇同志热情地握住校长的手，一起向学校办公室走去。我望着少奇同志的背影，不觉得眼角湿了……

注：抗小就是当时第十八集团军的抗属子弟学校。（转自1980年4月《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