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遵义会议后曾在党内负总的责任。1938年以后，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张闻天发言表示拥护，并决定去做调查研究。他说：“过去（共产）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过去的老账，必须要还。”经中央批准，张闻天抽调刘英、马洪等八名干部，组成调查团。张闻天最初选定的调查地区是晋西北，化名“张晋西”。

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送行。调查团经延川、清涧，于2月2日到达绥德。张闻天一行在这里住了三天。他同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谈，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调查团主要的调查活动包括神府调查、兴县调查、杨家沟调查和绥德、米脂工商业调查等，这是中共历史上一次著名的调查，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

神府调查

1942年2月14日，张闻天一行到达黄河岸边的彩林村渡口。张闻天原打算由此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地区，但由于敌人的冬季“扫荡”仍在继续进行，调查团过了春节以后，只得返回陕甘宁边区，来到贺家川，这个地处窟野河畔的村庄是中共神府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调查研究工作就从这里开始。

调查团在贺家川选择8个自然村进行了两个月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他们首先采用分析的方法，将生产力分为土地、劳动力等14个方面，将生产关系分为土地分配、租佃关系等2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在此基础上采用综合的方法，写成调查报告，报送毛主席。调查发现，1932年之前当地大量种植鸦片，随着种植鸦片税费（烟苗捐）的逐步增长，人们不再想种植，但是，当时国民党规定：“不论种植与否，鸦片税费（烟苗捐）必须缴纳。”由于赋税负担过重，最终爆发了革命。农民革命后平分了土地，种植作物主要改为谷子、草麦、黑豆等，由于大部分是山坡地，生产力很低，每亩山地平均只有40斤的产量。农民的生活水平很差，主要吃窝窝、炒面、黑豆糊糊等，即使是富裕中农，也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吃几次馍和豆面条。贫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还要挨饿，这导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将分得的土地典卖。这种情况不利于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

4月初，调查团其他同志将通过调查整理出的材料汇总给了张闻天，张闻天综合研究后亲自写成调查报告《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5月18日印就，随后送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以及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篇调查报告在1943年10月即公开出版，全文约5万字，分41节，附统计表格38张，用翔实的材料叙述了贺家川等8个自然村的基本情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估计。

兴县调查

1942年4月13日，调查团东渡黄河到达兴县，又因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于是决定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兴县碧村，以及兴县范围内的其他13个自然村，重点对土地租佃情况进行了约5个月的调查。张闻天到达兴县调查不久，敌人就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直奔晋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兴县。在紧张激烈的反“扫荡”战争中，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部分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3次疏散到黄河西边神府县境内。张闻天虽然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是对调查工作却一点也不松懈。他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然后又有计划地在7、8两个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在阶级关系问题、土地问题、租佃关系问题、村政权工作问题等座谈会上，张闻天作了多次重要发言。

在调查中，张闻天强调基层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必须在实际中、在群众中，审查我们的工作。调查中发现，政府虽然推行了减租减息政策，但是由于当地所依据的1937年规定标准产量过高，而1938-1941年因战争和灾荒，产量都低于1937年，致使实际减租率明显低于名义减租率，农民所得实惠少，老百姓极不满意，贫苦农民特别吃亏。张闻天指出，减租工作中只有减租减息法令，没有执行法令的具体明确的原则指示，缺乏落实的办法。同时，当地干部存在比较严重的领导问题。张闻天在此期间给毛泽东去信，指出了调查中发现的上述问题，毛泽东回电说“对我们工作很有益处”。张闻天在7月27日至30日作了《土地问题研究》的报告，8月30日至31日作了《村政权及其他》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还结合整风运动，指出了晋西北同样存在着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问题，领导方式也存在三风不正的情况。

杨家沟调查

延安农村调查团离开兴县后转回黄河西岸的陕甘宁边区，从9月26日起开始以米脂杨家沟村为中心进行调查。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个村的地主在山上建有“扶风寨”，大部分地主的宅院都在寨内，共居住了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村的地主正是凭借这个寨子维持了其土地所有制，土地没有被平分。

张闻天采用典型调查的方法，对最大的一家殷实地主马维新进行了重点调查。马维新时年57岁，共有土地208块、3524亩。他从18岁开始管理家庭经济，是当地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保存了自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以来近百年的买地、佃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在算账、调查和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带领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出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定稿，最终完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报告。报告详尽地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包括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号经营情况。马维新有一套兼并土地的办法，第一个办法是借钱借粮给落魄的土地所有者，这种借贷名义上是不收利息的，但是目的却是使对方在经济上依赖自己，到了一定的时期必须清债，清理的办法就是出卖土地给他。第二个办法就是放高利贷，并以土地为抵押，当还不起高利贷时，就只能卖地了。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地主阶级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将地租同高利贷、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同时反映了大地主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情况。这是一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调研报告，中国、日本、美国学者先后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本专著、发表了多篇文章，1977年此报告被翻译成日文。

11月21日，张闻天离开杨家沟后在米脂、绥德作了短期商业调查，并在绥德西郊河川地区和双湖峪地区进行了盐滩、煤窑等工业调查。就在这时，张闻天接到通知要求他立即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他和刘英即中断调查，于1943年3月3日返回延安，其他同志继续调查至4月底。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间是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会议结束后，张闻天集中精力总结了一年多来调查研究的体会，写成了《出发归来记》。毛泽东收到后，一口气读完，评价说写得很好，并批示中央各位同志都要读一读。

《出发归来记》集中反映了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思想。张闻天认为，调查中要诚心诚意抱定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向群众请教。他也强调，在调查中如果发现同多数群众有切身利害关系的问题，能解决的应帮助解决。随张闻天一起调查的马洪回忆，在一年多的调查中，张闻天基本都是住在农民家里。在直接调查的村庄，他几乎走访了所有农户，每次走访都做记录，整理好后还向群众和基层干部询问资料是否属实，意见是否切合实际。张闻天决定开始调查的根本目的是“补课”，他总结一年多的调查工作，认为最重要的收获在于冲破了教条的囚笼，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张闻天是从改造世界观的高度做调查研究的，他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作出了榜样。学习张闻天的调查研究精神，要从加强党性修养、转变工作作风的高度来认识调查研究，要从审查工作、解决问题的角度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也需要通过完善制度、营造氛围来鼓励调查研究。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进行的晋陕调查，是一次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教育我们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的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