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党中央部署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是有关全党政治建设的大事。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回顾了自己树立初心的过程，认为今天能够生活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感到无比幸福，虽已80多岁，但使命没有完，永远在路上，我要加强锻炼，永葆青春，继续为党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党培养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948年5月，我进入延属分区党校青年班学习，6月延属地委决定，以党校青年班为基础恢复重建行知中学。根据西北局改中学师范为干部学校的决定，名称变了，性质没有变，任务仍然是供应各项工作中的初级干部。徐劲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报告说，行知中学培训的干部要做为人民服务的官，不像国民党的官是为了发财，为了光宗耀祖。那时我只13岁，脑子一片空白，第一次听说做官是为人民服务，感到很新鲜，至今记忆犹新。

行知中学与普通中学不同，享受供给制待遇，统一分配工作，没有固定的学制，学生随进随出，多数不等毕业就分配了工作。还有年龄不齐、文化程度不齐和学生来源不齐的特点，为了适应学生未来实际工作的需要，初期的政治课主要是老师自编讲议，内容为“七、一”、“七、七”、土改，延属分区土改。后来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思想还贯穿在其他文化课程中，如历史课讲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理课讲各革命根据地概况，东北、华北、西北、内蒙、中原等解放区。处在解放战争反攻阶段，党组织已经公开，党团生活较为活跃，还开展适当的战勤和宣传工作。接受行知中学两年多的初级干部教育（后改为延中师范班，登入干部花名册），初步奠定了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

1951年初正式分配工作，1955年入党。几十年来，在党的亲切哺育下，伴随着党的事业发展和共和国的成长，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得到巩固、提升和发展，成为我一生坚定不移的信念。

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要听党的话。1951年初，我们6个同学分配到银行工作，5个在中心支行分别做人秘、会计、或业务工作，只有我是送汇款通知书。有的同学讥笑中学生当通讯员太丢人了。那个年代许多干部是文盲或半文盲，完小生都很吃香。我不以为然，觉得很愉快。也只一个多月后就调宜川，离开延安，离开同学，到一个半老区工作，人生地不熟，心里很难受，要想离开这里是很容易的，我姨父就是省行主管人事的副行长，而且是他领我到延安的，写封信会调西安的，（实际我姨父还询问过我父亲的意见，父亲未告知我）。但我没这样做，想起徐校长的教诲，决心在宜川搞好工作。这里是新行新起点，一切业务都是从零开始，全行15人来自四面八方，因解放时间不长，都是抱着步入新社会的心理，走到一起的，学习风气较浓。我的年龄最小，是来自革命老区又经过革命学校培养的基础，思想比较单纯，求知欲望较高，向有业务专长的同志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基层实际工作中得到较好的锻炼，17岁即负责宜川全县第一个农村金融流动组的工作，19岁做了营业所主任，在宜川五个年头就又调回延安了。

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要处理好公私关系。1953年，我任宜川县良子伸营业所主任时，冬季工作进入旺季，家里急电父亲病危要我速回。捎电报人说行长安顿待信用社建成后再回去。我已有四个年头没有回家了，多么想回家见父亲一面。但这是组织原则，领导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我背着铺盖继续下乡，一去就是半个月。回到所里见到家信，父亲去世也已是半个月了，为等我回来按入土时间再剩4天了。我立马上县请假，借了自行车（那时刚学会骑车），打算4天赶完6天的路程。但第一天只翻两架山，行了80里就走不动了。第二天平路骑至延安地界马家坪车子坏了，连夜雇骑骆驼，赶第三天早上9时左右才到延安，经子长开往绥德的汽车未能赶上，修好车子再走，天黑到了蟠龙，自行车寄放营业所，又雇了头骡子还是连夜走，那个冬天雪大，路上结冰难走，第四天太阳冒山头才到子长县城，步行三十里翻两架山，上午11时左右进村。那时没有电话，家里以为不回来了，已经入土，我与埋人的人碰了个迎面，悲痛又有何妨。家里只呆了一天半，就离别了还在悲伤中的母亲和家人，踏上了返回单位的路。那年我所各项工作都列前茅，但却未能见上父亲的面，真是忠孝不能两全啊！

要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要敢于创新，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1989年5月，要我筹建《陕甘宁边区银行展览馆》，在我的建议下改为纪念馆。一不了解边区金融史，脑子里一片空白；二没有现成的金融纪念馆可以借鉴，眼前一片空白。我们三个人白手起家，从挖掘资料走访老干部入手，边学习边研究，只用二年多时间，共和国第一个银行纪念馆就胜利建成。国家领导人陈云题写了馆名，人总行和省政府发来贺电。同时还编著了《陕甘宁边区金融报道史料选》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受到总行和边行老干部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省行出版的《开馆仪式专刊》说我是筹委会办公室主任，其实没有听说会议研究，也未见文件通知，我只是22个筹委之一。正是省、地行长参加的“开馆后有关问题座谈会”提出要我兼任馆长，实际也是一句空话，只要有工作，无官无衔照样出成绩。在筹建边行纪念馆的过程中，我与革命纪念馆联系，主办了“革命根据地货币展览”，江泽民总书记1989年9月10日来延安视察时参观后，称赞“办的很好”，并说“让广大群众看一看很有必要”。原计划展10天，实际展出3个多月，观众络绎不绝，反映良好。纪念馆成为社会主义教育基地，是我革命生涯中重重的一笔，为我日后业余时间研究金融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以此为契机，担任了陕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副会长。2013年纪念馆重新调整开放，我为实现中支对市上立下的军令状，加班加点，带病工作，撰写了近6万字的方案和解说词，87%的照片是我提供的。多年来新闻媒体采访，向各界观众介绍，增添了我交流学习的机会，是对我的激励和鼓舞，觉得生活有滋有味，精神很是畅快。

二、做为人民服务的官，是靠自己的勤奋，人民赋予的，不是跑来要来的。

过去人们根本解不下“跑官、买官、要官”的事，没有公开考察，也没有民主评议，更没有无记名投票，而是领导出于公心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考察干部。1958年，我调延安县委财贸部，就是宜川县委财贸部长推荐的，自己未曾有过这个想法，也不知道。党风正，最根本的是要用人正，用人正了，一切都正了，现在腐败，我认为多数都是发生在用人不正上。1960年，延安县委一次提拔我们4个副部长，宣布前领导没有说，群众不知，本人更不知，宣布后人们也都没有意见，因为组织的任用是正确的。1962年县委办公室只我一个副主任，又调来一个副主任，按常规应列我之后，我主动让贤列我之前。1972年我在钢厂时，党委书记知道地区行署某专员是我的亲戚，要我给说一声把我提拔一下，我认为能搞好本职工作就满足了。有人将“文革”整我的“请罪书”，大字报存入地区档案馆，被利用免职审查五年多。市委给我做出平反决定，单位压着27年后才宣布。按政策起码应恢复原职，结果只安排了个巡视员，在上级的干预下改为总稽核，征求意见时我的回答是有工作就是幸福。当时6个行级领导，我列最后，前5个都曾是我的部下，名曰互补性班子，我不计名利，忍辱负重，该怎么工作还怎么工作。人民银行专使中央银行职能后，我总结的县支行转变职能的调查报告，在宝鸡全省金融体制改革会上介绍后，又在全省行长会上作了交流，我感到很是欣慰。不论顺利或坎坷，我都没有求过情，送过礼。

做官就要敢担当。1978年，我调地区振华纸厂，这是个建厂6年连续亏损的厂子。我经过调查摸清了存在问题的症结，在地区增产节约动员大会上，我表态一年要把亏损帽子甩在蟠龙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当时还受批判的奖金制度，以及班组核算，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等。对领导制定了“请客不到、送礼不要”的约法三章，“工人三班倒，班班我都到”。一年就扭亏为盈，地区召开了现场会。1989年冬，一场意外大火把整个料厂变成了火海。石油公司、延长油矿的消防车，姚店几个厂子的职工都来支援灭火。我三天三夜没有离开现场，亲自动手与职工一起参加灭火战斗。地委夏书记来，我只说了一句把工作没做好的话，就再也说不上来了。在夏书记的强制下，职工把我扶回宿舍，已经冻成一个冰人，连衣服也脱不下来。现在回想，也不知那几天是怎样过来的。地委估计恢复生产需要一个多月。我们边救火边调整情绪，一个礼拜就恢复了生产。地区领导说振华纸厂的人真厉害！要报道我们勇于救火的事迹，我没有答应，总归是一次不该发生的事故，我认为汲取教训，不处理有关人员就可以了，怎么还能表扬呢。

不要官，自然就不怕丢官。1988年，我刚恢复工作，任巡视员，是个虚职，却遇到一个难题。宜川县丹州镇成立农村股份合作基金会。县支行在省行的支持下，摘基金会的牌子，中心支行领导让我下去处理这件事。我经过调查认为是个新生事物，应当支持，调查报告抄送省农牧厅，获得未能意想到的重视，多次邀请我在全省相关会上做了介绍，并受到省农委刘华珍主任的来信赞扬，我连续发表十多篇研究文章，刊登省内外多个刊物。省委决定在全省推广宜川和陇县的经验，省行最后也认可了，并作为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经验做了报道。我与地区农委赵启华主任合编了《农村股份合作基金会的实践与理论》一书，要给稿费，我说书能出版就满足了。我自己又单独出版了《农村合作基金会知识讲座》，《延安报》以“一切为了党的事业”做了报道。

朱理治是陕北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在担任陕甘晋省委书记时，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逮捕了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一大批陕甘红军的领导干部，被撤销职务。1941年，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又因犯“金融本位主义”错误被免职。我在筹备银行纪念馆时，从许多档案资料研究，认为朱的观点是正确的，是难得的金融理论家，应该功过分明，心想出版《朱理治金融论稿》一书，一些老干部劝说搞不好要犯错误的，也受到单位领导的阻挠。我改为从上往下做工作的方法，首先得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中央文献研究室秘书长）的支持，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题写了书名，单位领导还是不同意。直至总行在贵宾楼要开出版座谈会才不得不支持。座谈会有原任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和袁宝华、郭述申、刘英等40多位部级领导参加，陈慕华副委员长、朱镕基副总理分别致电祝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报纸做了报道。人总行原副行长乔培新给我题词说“协武同志研究陕甘宁边区金融史，不畏艰难困苦成绩卓著，精神可赞！”

官与钱是联系在一起的，钱是生活的源泉，谁也离不了，但也要取之有道。1953年实行工资制，我们一块进银行的6个同学，5个在地区，分别评19级、 20级、 21级，我在县上评了22级。1970年调宜君时，组织组一个同志给我开介绍信要写成20级。那时制度不严，我知道他们有类似情况，但我认为不能发生在我身上，而没有同意。我的工龄在钢厂时组织审定是建国前，一直是按此执行了10多年。1987年工资改革，建国前按级差升100多元，建国后只涨30元，单位却未执行这一规定。几十年来我的精力主要放在做好工作上，同时也没有放弃信访的方法反映，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和情绪。

三、共产党员要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几十年来，我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是从事党务和人事工作的，教育人者必先受教育，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一定要走的端立的正，做出样子，同时也还要关心和爱护干部，做干部的贴心人。我根据自己的体会，曾经撰写了《试论人事干部的素质》一文。尤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更应注意自己的形象，注意用党员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力争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要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首先要热爱党的工作。我是一个“万金油”干部，不只在银行还在党政部门和工厂工作过，不论哪个单位，不论担任什么职务，我都坚持了“做什么爱什么，爱什么学什么，学什么研究什么，研究什么写什么，写什么指导什么”的方法，取得了较好成绩。几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难就难在写什么，写什么？费时、费脑、又费神。爱是基础，学是入门，研究是升华，写是结晶，指导是目的。其中最艰巨的是写，为了写就得爱，就得学，就得研究，把自己做的工作写出来，自然就能起到指导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我担任延安县委财贸部文书，利用掌握资料搞综合的有利条件，练习写稿。那时新闻媒体满街的高音喇叭，播了基层的好人好事，当事单位和当事人高兴，自己也有一份成就感。越写越有劲，越写越想写，好像工作中有写不完的新鲜事。从广播站的通讯员到县报的特约记者和延安报及省电台的特约通讯员。从写一般通讯报道到写单行材料和调查报告，思想开阔了，点子也多了。我把财贸部门的“比学赶帮超”活动总结为“迎五一、纪七一、厚礼献给十月一，再战末季庆元旦”的红旗运动，一浪接一浪，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在县委财贸部的组织推动下，全县财贸单位先进典型、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引起省委财贸部的重视，抽调20多名干部下来蹲点，帮助开展财贸红旗县运动。有一个财贸单位和两个财贸职工参加了全国群英会。我的第一部著作《财贸战线的红旗飘》就是在哪个年代面世的。

把自己做过的工作通过写用文字表达出来，是锻炼提高的有效途径。我没有什么文化，底子薄，几十年来虽也担任过一些领导工作，但都是自己写或给别人写，从来没有要别人给我写过材料。我发表的文章和编著的书籍，都是与自己做过的工作有关，辛苦了一生，锻炼了一生，积累了一生的成果，精神得到充实和提高。

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就要严格要求自己。延中在编写校志时，意外地发现行知中学一班班主任候天岚总结1948年下学期班务工作的一段话：“发动竞赛，如魏协武与蔡有智发起改正缺点竞赛，这种竞赛不但对竞赛者本身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就是对别人也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如强百家借他们竞赛也改好过来”。人生谁没有缺点，但主动搞改正缺点竞赛，恐怕连听也没听过，确确实实就发生在我与蔡有智同学之间，蔡有智升至中国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我的仕途没有那么光彩，但一生都是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文革”期间我被关“牛棚”挨整近三年，正当甩开膀子搞工作的时候，有人又利用本该清理而未清理的“文革”档案被免职审查5年多，给我戴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把正确的说成错误的。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8年，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和审查，我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该坚持的坚持，该检查的检查，该说明的说明，从来没有推卸责任。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坚持用信访的方法反映，从未有过越轨行为。三年困难时期，我身居县委财贸部副部长，管人管物管钱，没有特殊化和走后门。上世纪社会上吃懒贪占的腐败现象露头，我没有大吃大喝。下乡外出尽可能坐公共车，不要单位派车，住店总是挑选便宜的，一次还受到同行人员的批评。儿女婚事，除了身边几家亲戚，连单位领导和周围同事都不知道，没有一个大操大办。上班总是早到迟退，把上下楼道打扫的干干净净，一年多曾用过五六个拖把。我常想严于律己，清正廉洁，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是品德，要永远铭记心中。

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就要关心群众。我任钢厂工会主任本身就是做群众工作，与团委配合，各项工作都较活跃，在全省工会工作会议上作了交流，有云南省工会代表团来厂访问，历次先进都让给了一般同志。振华纸厂有一个工人在我到厂前手被铡草机切断，婚姻问题难解决，我到厂后向劳动部门汇报把其对象招为职工，受到工人的一致好评。1981年招收新职工，人行系统有40多个子女待业，按政策规定银行不能内招，我与有关方面协商，用不同渠道，全部就了业，受到省行人事处的充分肯定。领导关心职工，职工拥护和爱戴领导，这是建立和谐单位的基础。我在延安县委财贸部时，我们相互之间都叫名字，不称职务。我回银行时间一年多担任副行长，就是群众推荐的，不是上级指名考察的。多次评为优秀党员和省级金融先进工作者，还受到晋升工资的奖励，都是党的培养、领导的关怀和群众支持的结果。尤其在我遇到坎坷，不顺利的时候，地区和人行有的领导及广大群众能够客观公正的对待，使我永远难忘，借此机会还要向他们说声谢谢！

我的体会是：“人生价值不在地位和金钱，而在品德和奉献，有工作才是幸福，勤奋必有收获”。几十年来，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尤其是离职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我主持成立了延安收藏协会，与全国300多藏友建立了藏品交流关系。举办伟人风采、粮布票、门券、集报、彩票等展览十多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希（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参观了我的门券展，并签名留念。有一位观众留言说：“老有所为青春在，老有所乐苦为甜，爱国爱党志不移，夕阳火红光彩艳”。他们称赞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举办的伟人风采展是为故人和后人做了一件难能可贵的大好事。发表文章一百多篇，编著书籍15部，向15个单位捐赠图书资料近2000册（件），约值数万元，收到12封感谢信。还曾被评为延安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获得各种奖励32次，和被聘为报告员、研究员等多种社会职务。事迹被收入《延安精神，延安人》等多部著作。

回顾几十年走过的路，难免还有一些缺点错误，也难免有人非议。正如马克思所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自我感觉很充实，没有虚度，离职在职一个样。生命不息，工作不止。亲朋好友劝，劝也不顶用。人老心不老，该做的还要做，该写的还要写，这就是我的宿愿。

（2019年7月25日完稿）